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政部特派员邵百昌向我密告，最近圣德尼曾与胡志明秘密会晤两次，法越之间似有妥协迹象。我即将此情况电告重庆王世杰（外交部长），并谓：「法越双方似均感觉我将撤军，万一法越直接妥协将使我处于被动地位，于我不利，翰曾建议斡旋，恳请中央速予考虑，密示方针，俾资遵循。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我忽然接到重庆外交部机密电报称：「胡志明上书委员长，要求援助越南独立，委座答复如下：『中国对于越南民族之独立运动，具有充沛之同情，但希望越南人民能以不流血之手段与渐进之方法，实现独立之愿望，故盼胡志明主席与法谈判，在上述原则之下，我政府必予协助。又法越双方如希望中国出面斡旋，中国政府亦愿调停。」」要我以蒋介石的口信形式，亲自向胡志明主席传达，并将传达情况电复。我不大清楚胡志明托谁给蒋介石带去的信。但我记得，有一次，第五处副处长黄强要回重庆，我去看他，适胡主席从黄寓告辞出来；因此，估计可能是由黄强把信带给蒋介石的。
    我接到此电，不禁沾沾自喜。因为国民党军队必须撤出越南早已是蒋介石既定的方针，但撤退前后，如地方治安秩序不能维持，以致造成很大混乱，反将打乱撤退的计划。故仅为国民党政府本身打算，也必须做到「安全撤退」四个字，并且华侨定居越南为时已久，一旦法越之间爆发战争，他们首当其冲，必遭池鱼之殃。因此，为国民党自身的利害，抑为当地华侨的安全，促成法越谈判，造成妥协局面，即使暂时的妥协局面也是好的。上述蒋介石的口信，其主要意图就在于利用胡志明向蒋介石的求援信，促进法越谈判。这恰恰是我在重庆与王世杰商量考虑而求之不得的机会。因此，我很敏感，立刻嘱洪之珩往见胡志明主席请他约定时间接见，并请他邀请其他党派领袖列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