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与辽史研究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元修《辽史》问世直到19世纪末，但有关辽史的著述不多;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这时期的辽史学，一方面是继续就《辽史》进行补正、考订、校勘及辽文辑录，另一方面是开始采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史;第三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无论是专题研究、断代史编撰，还是文献整理、考订补正，都有许多成果问世，其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范围涉及各个领域，文物考古的收获更是令人瞩目。
    元修《辽史》从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刊刻至今已经670年了。辽朝史的修撰，如果从作为元修《辽史》基本依据的耶律俨《皇朝实录》、陈大任《辽史》算起，时间就更长了。在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之一《辽史》出版之际，我们对《辽史》及辽史研究历程作一简要的回顾，使这个对许多人来说略觉陌生又颇具特色的朝代引起更多关注，是有必要的。有关这方面的综述已不乏见，很难写出新意，加之囿于笔者学识，又是限期完成的命题作文，很难达到预期目的是可以想见的了。本文所谈内容，对专业研究者来说多是常识性的，而对专业研究者以外的读者又不免觉得枯燥乏味，我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以下拟分几个阶段对《辽史》与辽史研究的历程略作梳理和回顾。
    第一阶段：从《辽史》编撰刊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同历朝一样，由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初年即设监修国史，后来正式设立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等职官。辽朝国史有起居注、日历、实录等。金灭辽后，先后有萧永祺撰《辽史》和陈大任撰《辽史》，不过均未刊行。元朝中统二年(1261)和至元元年(1264年)曾议修辽金二史。南宋灭亡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都因关于“正统”问题议而不决。直至元末至正三年(1343)，脱脱任纂修三史都总裁，决定辽、金、宋“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才解决了长期争论不休的正闰问题，并且仅用一年时间修成《辽史》116卷。《辽史》主要依据耶律俨《皇朝实录》、陈大任《辽史》，并参考《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及诸史《契丹传》等编排而成，当时能够见到的两宋笔记、野史、谱录及许多重要史书均未采用(参见冯家昇《<辽史>源流考》，1933)。《辽史》成书仓促，缺点甚多，不断受到后人的诟病，但它毕竟是研究有辽一代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最重要的基本史料。元修《辽史》的出现，为“正史”增添一史，在正史修撰和辽史研究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历史并未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明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不足万字，这是同明王朝以汉族为正统的传统观念相联系的。及至清代，陆续有相关著述问世。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拾遗补阙，其中以厉鹗撰《辽史拾遗》24卷最为有名。梁启超说：“辽金元三史最为世诟病。清儒治辽史者莫勤于厉樊榭(鹗)之《辽史拾遗》二十四卷。”(《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过严格说来，此书“是一些有关史料的汇录而已，对《辽史》本身的裨补不大”(罗继祖语)。后有杨复吉撰《辽史拾遗补》5卷，采厉鹗未见书及散见其他书中有关辽事400条，与厉书相辅流行。二是史实考证，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3“辽史”和《诸史拾遗》中有对《辽史》和史实的考证;赵翼《廿二史劄记》卷25至28是有关宋辽金三部正史和若干史实的考证。三是增补表志，如万斯同《辽大臣年表》、汪远孙《辽史纪年表》等，而补艺文志尤多，如倪灿、厉鹗、金门诏、缪荃孙等都有补《辽史》艺文志、经籍志之作。四是纪事本末，有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40卷，分正文与考异两部分。正文以《辽史》为主，参之以五代与宋、金诸史及各传记，“区别条流，各从其类”;考异占全书大半，凡与他史及各传记事有异同，词有详细，兼仿裴松之补注《三国志》及胡三省注《通鉴》，并取司马光所著《考异》30卷散入各条例，分载每条之下(《辽史纪事本末凡例》)。本书还对人名、地名、职官、年代等多所考证，征引书目达600多种，是历朝纪事本末体史书中价值较大的一种。五是诗文辑录，有周春撰《辽诗话》1卷，后来增补为2卷，定名为《增订辽诗话》(1797)。书中除收录辽人诗作外，还有宋人使辽诗以及后人咏辽代遗迹的诗;缪荃孙辑《辽文存》6卷，所收资料以金石碑刻居多。总之，从元修《辽史》问世直到19世纪末，有关辽史的著述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