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今
    新中国成立以后，唯物史观在我国史学研究中确立了其指导地位，推动了历史学研究的大发展，辽史研究也是如此。无论是专题研究、断代史编撰，还是文献整理、考订补正，都有许多成果问世，其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范围涉及各个领域，文物考古的收获更是令人瞩目。
    辽朝断代史著作(含通史著作中以较多篇幅设置专章叙述辽史者)，主要有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6册(1979)，分3章叙述辽、西夏、金朝历史，是最早以较多篇幅(约8万字)把辽朝作为一个断代叙述的通史著作。断代史专著有张正明著《契丹史略》(1979)，为第一部简明辽朝断代史。较为流行的还有杨树森著《辽史简编》(1984)、舒焚著《辽史稿》(1984)，前者叙述简明，后者资料翔实，但大段引文过多，两书对考古材料利用不多。进入新世纪后，有李锡厚著《中国历史·辽史》(2006)。
    20世纪50至70年代，辽史专题研究同当时整体古代史研究一样，对社会性质、经济、政治的叙述和探讨较多。其中有关社会性质的认识分歧大，争议多，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认为契丹建国是由原始公社制直接过渡到封建制;阿保机称帝前契丹的部落大酋长民主推选制早已破坏，国家制度的萌芽早已在发展着，到阿保机时代正式建立起半汉化的封建国家制度;契丹是以奴隶占有制为基础的各部落联合;阿保机政权是在部落制度基础上建立的奴隶主的国家;阿保机建国前契丹已进入奴隶制社会，而且已经包容了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经济成分等等。关于与社会性质相联系的所谓宫户、头下户、蕃汉转户等问题也有热烈的讨论。关于政治与制度研究，对皇位继承、国体政体、职官、科举、法制、军事等都有涉及。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形成和发展，史学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宽，理论方法也有进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长期被冷落的文化史、社会史研究受到关注，并且形成热潮。辽代社会生活、文化、礼制研究等，也取得一些成果。本时期契丹字研究成就突出。从20世纪30年代起，前辈学者开始从事契丹文字研究，直到七八十年代，由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麟(于宝林)、邢茀里(邢复礼)等合著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1977)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后经作者修订，易名为《契丹小字研究》(1985)。除上述作者外，贾敬颜、黄振华、沈汇、巴图(即实)及吴英喆等也有契丹字研究论著发表，而近年刘凤翥《契丹文字研究类编》(2014)的出版，则是契丹文字研究史上一部集大成的里程碑式著作。
    民族关系、辽宋关系研究，由于观念的变化，本时期这方面有很大进展。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大讨论中，对辽金在当时是中国还是外国的问题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契丹、女真在当时是外族，辽金不是“中国”而是外国;另一种观点认为，契丹、女真在当时是国内民族，辽金属于中国。与此相联系的，在辽金与两宋战争的性质问题上存在三种意见：一是认为辽金与两宋的战争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是外族、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二是认为辽金与两宋的战争是国内战争，不带有侵略与反侵略的性质，只有反动与进步，非正义与正义之分;三是认为辽金与两宋在当时作为敌对的民族与国家，经常进行战争，今天看来是兄弟阋于墙，家里打架。如今已经很少有人支持第一种观点了。又如，关于辽宋澶渊之盟，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当时在宋朝本可获胜和收复燕云的情况下，却订了一个投降的和约，对北宋来说是屈辱的结局。有论者认为这一观点不符合我国多民族自古以来共同缔造祖国历史的事实，也不能正确反映历史上民族斗争与民族关系的本质。澶渊之盟沟通了宋辽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应予肯定。虽然还有论者认为不管怎么说，澶渊之盟对宋封建统治者来说也是一个城下之盟，但都不再否认澶渊之盟在客观上的积极作用。
    辽朝灭亡后契丹人的去向是许多人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陈述《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1956)是较早探讨这个问题的论文，认为辽亡后很多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分别融合于汉人、蒙古人、回鹘(维吾尔)人、女真(满)人、朝鲜人。而直接承袭契丹人的部分，是现在的达呼尔(达斡尔)。这一论断得到较广泛的认同。近年，传出在云南发现契丹人后裔的信息。达斡尔族学者孟志东(莫日根迪)《云南契丹后裔研究》(1995)一书根据历史文献、族谱、碑文、传说、语言文字等，综合考察了元朝落籍云南契丹将士后裔的历史和现状，此书问世后引起契丹、辽史界的很大兴趣，推动了有关契丹后裔的关注。
    历史地理与文物考古研究成果丰硕。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中国历史地图史上的空前巨著，其中第6册为宋辽金时期(1982)。参与此图编撰的中央民族学院编辑组编辑出版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后来公开发行，改名为《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1988)。本时期辽代文物考古有许多重大发现，有不少论著进行介绍。如《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年)》(1979)、《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年)》(1990)、《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等。重要考古发现报告与研究，有王健群、陈相伟《库伦辽代壁画墓》(1989)、史树青等《应县木塔的辽代祕藏》(199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辽陈国公主墓》(199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宣化辽墓》(200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关山辽墓》(2010)，等等。2011年以来，有关考古部门对辽上京遗址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工作，取得很大收获，对进一步了解皇城内大街的保存和使用状况有重要意义，为再现辽上京生活面貌提供了大量资料。
    关于西辽史研究，从清代至本世纪40年代，我国学者在整理史料、考订史实、译注国外著作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有梁园东《西辽史》，是据俄国布莱资须纳德《中世纪研究》中有关西辽部分摘译为中文，并详加注释，于30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书局于1955年再版，增加了新版前言和附录。在此后的三四十年间，西辽史研究比较沉寂。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陆续有论著就西辽史若干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其中，魏良弢研究成就最大，著有《西辽史研究》(1987)、《西辽史纲》(1991)和据两书修订、补充而成的《西辽史》(《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2010)。
    本时期，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在对10至13世纪中国史进行贯通、整体研究方面取得一些成果，有漆侠、乔幼梅著《辽夏金经济史》(1994)，不仅依时间顺序论述各代经济史，而且综合论述辽夏金经济发展特点及其历史地位。漆侠主编《辽宋西夏金代通史》(2011)，是一部包括10至13世纪中国境内全部政权的断代通史。在内容上，全面展示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历史，着力探索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整体的发展演变;在体例上，打破以往按照历史纪年叙述的惯例，采取按照内容编排，分为政治军事、典章制度、社会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宗教风俗、周边民族与政权、文物考古史料7卷。两书将同一时段的几个政权视作一个整体，并将其置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视野开阔，是10至13世纪中国史整体贯通研究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