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重大社会变革，从帝制转向共和乃是人心所向。但是，中国内有军阀割据，外有俄日等强邻虎视的格局，却引发了中国内陆边疆的一系列危机。外蒙古迅速宣布独立后显现连锁反应，唐努乌梁海、科布多、阿尔泰、图瓦先后从中华民国版图剥离。实际上正是下一场革命--俄国推翻沙皇（二月革命），终止了已经启动的灾难性雪崩①。但时隔不久，亚欧大陆腹地的重要性使降温未久的局势复燃，日本、苏联、英国等在此激烈角力，大角逐使得中国内陆边疆常常处于失控的边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富有传奇色彩的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化妆成蒙古驼队的商人，栉风沐雨，沿着从长城到天山的商路进行探险考察。1939年，他完成了《中国亚洲内陆边疆》这部名著，提出“长城边疆”这一“贮存地”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这种“大边疆观”直接出自其地缘政治的现实关怀，新疆是亚洲内陆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拉铁摩尔对新疆研究颇为重视并赋予独特视角②，本文拟对此进行研讨。
    一、打开新疆研究的钥匙：“长城-天山”商路
    边疆在大多数学者眼里，是一个异质性、动荡性更强的社会。如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在中国的地区边境，地方社会显得最异常，样式也最多，这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异端团体、土匪、走私贩、流浪者、被充军的政治犯、巫师和其他不正常的人等……因而边境的行政长官必须依赖镇压、遏制和分而治之的策略。”③在清代文献中，同样不乏对西域表达出“殊方绝域”的感慨，这其实反映了“中原本位观”的局限，内地对西域还缺乏基本了解。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不仅要克服地理空间上的险远，而且还要克服语言、文化习俗的差异，从事者寥寥。如西域史地就被称为“绝域与绝学”④。
    辛亥以后，西学日盛，中学日蹙。边疆史地研究传统逐步让位于“边政学”。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云贵川藏的彝、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在新疆、蒙古方面则罕有问津⑤。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将穿越传统内陆亚洲腹地商路的经验与中国史研究巧妙地结合起来，不仅开创了另一条具有强烈人类学取向的研究路径⑥，在蒙古、新疆的研究中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他的阅历、眼界与方法。
    他考察新疆的动机区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新疆的西方探险家们，后者的目的一是“盗宝”，二是兼有窥探新疆内部虚实的目的。英籍斯坦因、瑞典斯文赫定、俄国普热瓦尔斯基、德国勒柯克、法国伯希和、日本橘瑞超等众多探险家中也不乏优秀的学者。不过，他们通过大量极不光彩的掠夺式“考古”，将大批反映古代西域辉煌文明成就的珍稀文物运到欧洲，对中国造成的损失无可估量。当这些历经浩劫的文化珍宝--用古代各种民族语言文字记载的文书、档案、经卷，还有各种精美的壁画重新面世，促使一批高水平的西域历史著作问世。从被湮没的历史中重新评估西域与中原、西域与周边的关系⑦。探险家们大多有政府资助的背景，因此，他们还经常私自对中国内陆边疆的山川河流、地形地貌进行测绘。而拉铁摩尔前往新疆最初的考察目的与他们明显不同，他既没有专业的汉学出身背景，也没有政府给予的资助。1924年，年轻的拉铁摩尔在中国天津工作，意外得到一次去归化出差的机会，在那里，他发现了散发着古代气息的大漠驼队，并由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决定跟随驼队进行一次远距离的考察。可见，当时拉铁摩尔对中国内陆边疆考察的动机非常简单，考察经费也由自己支付，完全像一位“西部牛仔”。拉铁摩尔并无“盗宝”和地形测绘的任务，这使他集中精力于自己关注的事物，从而有机会得到了更多的发现和认识。
    拉铁摩尔在商路中的“参与式观察”，表现出人类学家的天然素质。1926-1927年，在内蒙古归化到新疆古城的长达数千公里艰难旅途中，他与驼队旅伴风餐露宿，患难与共，“所经历者与千百年前初无二致也：烦渴、寒冽、风沙、雪暴，以及盗贼横行的种种文献，与昔日无异也。”他对陪伴其穿行戈壁沙漠的商队旅伴充满了感情，“我以为与此等人穿行沙漠，历千辛万苦，做长途旅行，颇足以引为自豪。……我极希望能将他们的精神，习俗以及所遵行古道的性质略为说明。”⑧他讲娴熟的蒙古语，穿蒙古服饰，行蒙古礼，受到了蒙古人的尊重，将“他者”转化为“我者”，这种良好的关系使他能深入到商队中去。“商队中约十分之一为蒙古人；余为华北及山西人，多系于来自山西、甘肃而去中国新疆的。此多数华人，几皆具有中亚民族的血统，惟年代远近不可定。”除了血缘之外，文化上也颇具特色，“……这数种人，在往昔千百年间，常寇略中国⑨，有时深入，有时被中国逐出边界之外。商队中的华人，不论其原始如何，他们皆始终如一地工作。他们生长在戈壁道上，当出发时，即将城市及耕植的纠缠，置诸一旁；即华人所视为神圣的组织，如家长及家主的职务，他们也不重视。”⑩在穿越蒙古新疆的商道之旅中，“商队中的人，实为依傍长城大道通行地带的代表，颇具游牧民族与定居华人的混合风味。”（11）在商队的经历对拉铁摩尔“华夷平等”的视角起到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这些“非华非夷”具有边疆形态的人群对拉铁摩尔关于中国长城“边疆形态理论”不无启发性，也正是这些世代沿着古老的“长城-天山”传统商路行进的驼商和驼夫开启了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研究的新思考，这条商路也成为他打开新疆研究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