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铁摩尔对新疆的考察，既不是用地理学方法，也不是用传统文献研究的方法，而是有意识地将历史、社会、政治事件放入地理生态变迁的要素中去思考，他选择了集这些要素于一身的考察路径--传统商路。跨越数省的商路超越了政区边界，而是沿着自然与人文的边界。他提出“政治边界并不是限定历史事件的区域。”（12）从而超越了中国历史注重政区的传统，这与施坚雅的观念一致。施坚雅关注农业中国的“区域”--围绕着长江、黄河、珠江等经济核心区形成各级市场体系。拉铁摩尔的贡献则在于提出一种边疆形态的“区域”--“长城边疆”。而将长城与被人们长期忽略的商路联系起来，是他发现长城边疆的关键，也是发现新疆历史的关键，反映了他过人的眼光。“第一点，游牧民族的社会团体，因无一定居处，考古学上的证据自属稀少。第二点，近日中亚的考察，多偏于山脉沙漠的测绘，很少注意于商路的性质，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第三点，中亚考查对所经的道路，多遵昔日俄国旅行家的指示。而俄人每由北而南，纵穿蒙古，以释明中俄政治地理的形势。因为这个原故，很少循其通行大道而行走。……”（13）拉铁摩尔坦承，“我本非渊博之地理专家，故所讲者，不能完全属于纯粹地理，但由于地理也不无相当关系，即其地土人生活状况、部族迁徙途径与商业中心及贸易方向等等”（14）。用综合研究方法开启了新疆研究的先河。
    通过商路的考察，从草原、沙漠、绿洲平原到高山地带，拉铁摩尔观察到了不同地理环境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经济形式等在商路上的互动，继而也提供了新的眼光来分析新疆历史。他认为天山是新疆的地理重心。它不仅造就新疆的地理态势，而且其融化的雪水成为绿洲的生命线。塔里木盆地三面环山，只有东面是敞开的。天山北面是准噶尔盆地，有草场分布，它的东面敞开，西部却并非绝然与外界隔绝，那边有一片山口与俄属土耳其斯坦相连。这些草场可以使游牧人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连续的迁徙。天山北面的河流也能灌溉一些绿洲，但是这些绿洲在历史上都被广泛移动的游牧民族所控制（15）。他发现了绿洲在历史中的重要价值，天山北路是草原绿洲，天山南路是沙漠绿洲，区分了不同绿洲的性质，“沙漠绿洲适宜农耕，当技术上的条件具备时，就发展成为灌溉农业；而草原绿洲的历史则徘徊在各种可能发展形态之间。”（16）新疆的地理形势和绿洲是天山最重要的产物。
    最为关键的是，他指出了沿“长城-天山”构成了一个完整过渡地带，其标志是连接“长城-天山”商路的形成。约在公元7世纪，长城-天山沿线的游牧道路被唐的力量控制，“游牧文化为定居文明所制，实可称为一大转机”，从那时起，“中国长城以内的道路，始与沿天山两侧绿洲间的道路，即从游牧者开辟的商路有相当的联络。”（17）他还提出了天山沿线“过渡地带”的证据，如天山中段的巴里坤与奇台之间的山居新人群，他们是汉人与蒙古人通婚所生的混血儿。这些人既熟谙汉语，又精通蒙古语。风俗既随蒙古，也随汉族，既能像蒙古人一样管理他们的牲畜，也能像汉人一般丧葬、婚嫁。在毡包内他们像蒙古人一样穿着，当来到城镇又打扮得像汉人。他们在冬季的低地草场拥有大量房屋，夏季又随蒙古人一起进山搭建夏季毡包。他们有最普遍的宗教宽容，夏季在山中热情地款待游历的蒙古喇嘛，到冬季又去参拜中国的寺庙（18）。
    天山既作为“长城-天山”整体形态的一个部分，又具有新疆内部游牧民与绿洲居民的“过渡地带”的双重性质，“天山北麓地区及南准噶尔区，位于阿尔泰山、天山之间，形成游牧民族与天山南麓民族的过渡地带”（19）。这为他认识新疆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中国、草原与绿洲力量的交汇线：“长城-天山”商路形成的动力考察
    清代汉文文献中常将“新疆”、“西域”与“天山”作为替代用词。乾隆时官修的《皇舆西域图志》将西域分为“四路”（20），而核心则是记述“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嘉庆间伊犁将军松筠撰修的《西陲总统事略》，按照“新疆南路”、“新疆北路”来划分区域。道光间徐松撰写《新疆南路赋》与《新疆北路赋》，合称《新疆赋》，新疆南路即天山南路，新疆北路即天山北路。清代是新疆政区地理发生重大变化时期，在清朝打击下，天山北路准噶尔蒙古力量消失，清代在原准噶尔牧地进行移民屯垦，将大片草原改为农垦区，并修建了不少城市，从而重建了天山北路的人文地理（21）。清代乾隆中期，乌鲁木齐、巴里坤一带设置镇迪道。光绪初年，按照郡县制度新疆建省并进行区划改革，“新疆”正式成为省名（22）。民国期间，中国学者撰写新疆史，基本沿用新疆政区史的概念，叙述的重点主要是历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治理和新疆的政区变革，天山南路、天山北路逐步变成了历史概念。
    拉铁摩尔将政治、历史、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综合因素聚焦在古代的商路上，并兼以一种跨区域的宏大眼光，“新疆以西，俄属土耳其斯坦的部分地区、波斯、近东，有着与新疆类似的地理形态；新疆以东，甘肃、宁夏的情况也类似，这两个地区对于新疆的影响犹如内蒙古与外蒙古的关系（23）。在“长城-天山”沿线的商路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的财货之路、文化交流之路，而且更是不同力量的交汇线，从中可以看到区域内外各种复杂力量的交织和博弈。
    拉铁摩尔指出商路路线变迁的动因有三种：地理原动力、社会原动力和历史原动力，其中社会原动力与历史原动力是他重点分析的原因。蒙古地区早期商路的形成并非因为贸易的缘故，而是游牧民迁徙的道路；沿着天山、阿尔泰山商业道路是从游牧民牧道而发展形成的，属于“社会动力”；绿洲之间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加上绿洲之间被沙漠隔绝，其间的交换比较困难，绿洲之间道路的形成主要是游牧民和中国力量介入的结果，属于“历史动力”。如沿长城道路的形成就是历史动力的结果，长城主要的功能是隔绝农区与牧区的防御屏障，另一方面却变成了“道路的准绳”（24）。为了给长城沿线提供人力和物资，“长城以内，由中原出发的道路，分途抵塞，其中最著名者，即为‘御路’”（25）。如陕甘大路，形成了新的东西向商路，有政府建设的驿站，有沿线农业社会提供各种保障，这种由古代政权建设的道路被拉铁摩尔称为“真路”。
    仅靠“社会动力”还不足以形成“真路”，还需要借助“历史动力”。如天山北路取代以前沿阿尔泰山的道路，是因为后者是游牧牧道，而绿洲与游牧者之间有交换的需要，连接的道路是财货通行的道路，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汉人都主要走这条道路，这条道路也处于游牧民与绿洲居民之间的“过渡地带”。没有位于“过渡地带”的道路，会缺乏动力而被废弃。如历史上的阿尔泰路和经由罗布泊的丝路都被废弃，这也是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能够成为主要道路的原因。因此，“过渡地带”对于道路变迁具有直接的影响。沿天山商路的形成，除了从游牧民的牧道开辟出的商道外，还有来自区域内部的历史动力。天山南路绿洲被戈壁沙漠分割，游牧力量难以进入，绿洲民缺乏和游牧民进行交换的动力。不过，由于天山山麓的“山居民”与山脚下绿洲民的交换需要，会形成集市，其贸易比绿洲间的贸易还要兴盛，并带来通行税的发达。在拉铁摩尔看来中国开辟丝道，实际上是为了获得当地通行税的权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