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扬州学派自乾隆中期产生，以师友关系相联系，学者大量涌现，延绵至清末民初乃已。其学术活力之久，为清代学术流派中仅见。对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学术流派的研究，必须进行分期。纵观扬州学派，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三期的学术既有共通之处，又受世风与学风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概言之：初期由乾隆中叶至末叶，此期学者受吴、皖二派影响，学者以其性分，所造互有不同，为扬学的兴起时期；中期为乾隆末年至嘉庆后期，此期学者融汇吴、皖二派而得其会通，由文字训诂而归求义理，为扬学的发展时期。后期则当朴学式微之际，能守扬学统系以不坠，为扬学的守成时期。今具论之如下。
    一兴起时期的扬州学派
    乾隆朝的扬州学派，是扬州一地以追随吴派惠栋、徽派戴震所开创的朴学风气而自然形成的一个学人群体。学人之间主要不是以师承关系为枢纽，而是以学友关系为纽带结合起来的。
    中国具有悠久的师儒传统，因此往往以师承关系作为一个学派的重要特征。一学派中有始祖，有钜子，渊源派别，具有统系。这在侧重义理的佛学、理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较之佛学、理学，清代朴学的师承关系已有所削弱。刘师培谓：“昔周季诸子源远流分，然咸守一师之言以自成其学；汉儒说经最崇家法；宋明讲学必称先师。近儒汉学亦多专门名家，惟授受谨严，间逊汉宋。”（注：刘师培：《左庵外集》卷9《近儒学术系统论》，《刘申叔遗书》下，第153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其因在于，清初朝野上下惩明季讲学之弊，清廷将“东南坛坫”视同“西北干戈”，疾若寇誉；亡国士夫则将亡国之原归为结社讲学而加以伐挞。故一时学者多以独立特行为操守，如朴学大师顾炎武不愿以其学授徒，而是著书以守先待后，所谓“君子之教人，有私淑艾者，虽去之百世而犹若同堂也”。（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3《与友人论门人书》，《四部丛刊》本。）至乾嘉时期，此论影响尚存。就朴学家言，作为吴、皖二派开山的惠栋、戴震，他们著籍弟子即很少。如惠氏弟子惟江声、余萧客二人，戴氏惟段玉裁和王念孙二人。章太炎言桐城姚鼐尝求为戴震弟子，为震婉拒，因此启分清代汉学、宋学之争。（注：章炳麟撰，徐复注：《訄书详注》第12《清儒》，第1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此论颇为治清学者所乐道。其实戴氏并非仅仅因为厌恶宋学而拒绝姚氏，特其性不喜为人师耳。戴氏高弟段玉裁即谓乃师“学高天下，而不好为人师”。（注：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二十年”，乾隆五十六年刻本。）戴震与姚鼐书即云：“古之所谓友，固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注：戴震：《戴震全书》第6册，《东原文集》卷9《与姚孝廉姬传书》，第373页，黄山书社1997年版。）姚氏且不论，即以其亲炙弟子而言，王念孙为戴氏馆弟子，师弟名分已定，可以不论。戴震对于段玉裁亦三拒后始纳为弟子，即此一端可知。又如乾嘉朴学钜子钱大昕处理师友关系时亦谓：“如以仆粗通经史，可备刍荛之询，他日以平交往还足矣，直、谅、多闻，谓之三益”。（注：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3《与友人论师书》，第565页，《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钱大昕为戴震之后朴学的泰斗，虽然主持钟山书院16年，教授生徒众多，但却并未形成与吴、皖并列的学派，这和钱氏本人为谦自抑实有关系。朴学流派物师承关系不强亦与其自身的学术特征有关。朴学的风格是质朴求实，不尚虚谈。所讨论讲求的对象是音韵文字、名物制度等，所采用的方法是考据，从事者必须用力持久，而后始创获，非群聚讲贯可以骤得。故乾嘉汉学家类皆独立成学者，如杨州学者汪中所谓的“虽有讲论，不相依附”。学友之间相互切磋讨论，是扬州学派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扬学独立登上学术舞台，迨在乾隆中期。汪中论扬州学派之起曰：
    是时古学大兴，元和惠氏、休宁戴氏，咸为学者所宗。自江以北，则王念孙为之唱，而君（指李惇）狧和之，中及刘台拱继之。并才力所诣，各成其学。虽有讲习，不相依附。（注：汪中：《述学》外篇《大清故候选知县李君之铭》，光绪刊《江都汪氏丛书》本。）
    汪氏所言为扬州朴学初兴时的情形，以王念孙为首倡，李惇、刘台拱、汪中为羽翼。汪中又有《与刘台拱书》言及自己与王念孙、刘台拱三人，颇为自信：
    扬州一府，若足下，若怀祖，若中，虽所造不同，然皆通经术，立名节，有忧民之心，于势分、声名绝无依附，亦可谓豪杰之士矣。（注：刘文兴：《刘端临先生年谱》，《国学季刊》，第3卷，第2号。）
    乾隆三十七年春，王念孙应试京师，与刘台拱相交。冬，入安徽学政朱筠幕，时汪中亦在朱氏幕，因相定交，以经义小学共相研讨。而此年七月，汪中在泰州交刘台拱、朱彬。扬州学派三钜子皆在此年相交。此年王念孙、汪中皆28岁，刘台拱21岁。三人之外，扬州其他学者李惇氖42岁，任大椿34岁，顾九苞34岁，江德量21岁，朱彬19岁。而所学各有成就。显示出扬学已作为一支独立的学术力量登上学术舞台。王昶已注意到扬学，作《四士说》以称扬之：
    予于淮海之交有四士焉：训导宝应刘台拱有曾闵之孝，给事中王念孙及其子国子监生引之，有《苍》、《雅》之学，暨君有扬马之文，时谓之“四士三美”，宜矣。（注：王昶：《春融堂集》卷35《四士说》，嘉庆十二年王氏塾南书舍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