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表面上虽然只是一篇千余字的应酬性文字，但因其中提出了多个精要的学术史论断，尤其是简明扼要地概括出“清学三阶段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的观点，受到中国学术史研究者的重视，对清代学术史的梳理研究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王国维并非如章太炎那样以学术史研究为主要治学领域，亦非如刘师培那样出身学术世家，何以能够如此精到简要地概括出整个清代学术的发展脉络，又何以能够为当时及此后的学术史研究者接受并产生较大的影响？回顾已有研究，不管是关于王国维数以千计的研究①，还是对清代学术史研究再探讨的相关成果②，对此问题皆未有触及。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不仅牵涉到对王国维学术思想观念形成的认知，也是梳理清代学术史不得不清理的基本问题，故希望通过参校文字异同等方式来揭示王国维这一学术论断的渊源，并阐释这一研究思路的学术史意义。
    一、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的提出
    与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不同，王国维并非以学术史为主要治学领域，亦无家学渊源，他之所以能提出“清学三阶段论”这个精炼的论断，直接的原因可能是他独特的学术素养。王国维自幼并不喜爱经学③，1898年到上海后，开始学习西方现代学术，先后接触了西方现代物理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1]（P13-27），1902年转而独自研习西方哲学，以叔本华为主要研读对象，并以研读西方哲学获得的认识来反观中国文化，于1905年撰写了《红楼梦评论》[2]（《静安文集》自序，P3）。此后数年，“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又“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3]（P121-122），先后撰写了《戏曲考源》、《宋元戏曲史》等论著。王国维这种不是从研治中国传统学术而是从研治西方现代学术走上学术之路的经历，对于他能够精炼地提出“清学三阶段论”有多方面的重要影响：（一）不是出身学术世家，也不是自幼研习传统经史之学，使他可以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门户之争的制约；（二）由于具备了西方现代学术的参照，使他可以从一个观察者而不是信奉者的视角，清醒、宏观地来观察整个清代学术的发展演变；（三）由于受到西方哲学、逻辑学等学科语言的熏陶，使他能够有意识地用现代学术语言来概括、凝练学术观点，以达到表达的效果。正如日本学者狩野直喜指出的那样，王国维不仅“对西洋科学研究法理解很深，并把它利用来研究中国的学问”，而且由于他在治学根柢和“精巧的表达方面”皆具备独特的优点，使他提出的学术观点更容易为其他学者领会和接受[4]（P344-345）。
    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这个学术观点的提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不断积累凝练的过程。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追随罗振玉到日本，在罗氏的影响下，“尽弃前学，专治经史，日读注疏尽数卷，又旁治古文字声韵之学”[5]（《观堂集林》罗序），想“要树立新的见地”，“想改革中国的经学研究”[4]（P343-344）。根据罗振玉的叙述，罗氏在清末就对王国维在中国传统学术领域的“修学涂经”予以指导，并对清代学术发展路径有所分析，认为“国朝学术实导源于顾亭林处士，厥后作者辈出，而造诣最精者，为戴氏（震）、程氏（易畴）、钱氏（大昕）、汪氏（中）、段氏（玉裁）及高邮汪氏”。但此时的王国维“方治东西洋学术，未遑力与此”。在王国维转治经史之学后，罗氏又指示他当“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并“与论学术得失”，王国维也“寝馈于往岁予所赠诸家之书”，并与罗振玉等人往复论学，“所造乃益深且醇”④。以此来看，罗振玉对王国维研习中国传统学术的指导及其对清代学术发展历程的一些看法，可能是王国维对清代学术发展历程有所认识的第一个阶段。
    1913年，日本人主办的《盛京时报》邀请王国维撰写可连续刊登的学术札记，王国维从1913年7月12日至1914年5月5日断断续续撰写了七十八条札记，其中第五十八条内容是关于清代学术的。该文已显现出作者从全局上梳理清代学术发展历程的试图。细而言之，该文主要有三层含义：（一）初步构建了一个清代学术的谱系，所谓“国朝三百年学术启于黄、王、顾、江诸先生，而开乾嘉以后专门之风气者，则以东原戴氏为首”。受戴氏影响，在礼学方面，“曲阜孔氏、歙金氏、绩溪胡氏之学皆出戴氏”；小学方面“其‘转注假借’之说，段氏据之以注《说文》，王、郝二氏训诂音韵之学亦由此出也”；在《考工记》等方面，程瑶田“亦同东原之风而起”，“以悬解之才，兼据实物以考古籍”，在精密方面胜过戴氏。嘉道之后，由于西北史地及辽、金、元史研究的兴起，源自戴震的学术则出现一些问题，“段、王、孔、金一派犹有继之，程氏一派则竟绝矣”。（二）初步分析了清代不同时期的学术风格，所谓“大抵国初诸老根柢本深，规模亦大，而粗疏在所不免。乾嘉诸儒亦有根柢，有规模，而又加之以专，行之以密，故所得独多。嘉道以后，经则主今文，史则主辽金元，地理则攻西北，此数者亦学者所当有事。诸儒所攻，究亦不为无功，然于根柢规模，逊前人远矣”。（三）表彰程瑶田“据实物以考古籍”这种“于戴氏之外，自辟蹊径”的治学路径，高度赞扬程瑶田在《考工记》等方面的学术论断[6]（P380-391）。不难看出，此文已依稀有《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一文的影子。关于此文还需申说三点：一是从此文内容来看，若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所言不虚，则王国维的确受到了罗氏的指导和启发；二是王国维在此高度赞扬程瑶田“据实物以考古籍”的治学路径及其学术成就，可能与其已初步发现了“二重证明法”有关[7]；三是王国维在此文中对清代学术发展历程的界断是清初--乾嘉--嘉道，但从叙述的意思来看，其对嘉道时期学术之关注，主要就是此后学术界常说的“道咸新学”。这一时期正是王国维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领域的探索时期，可视为其对清代学术发展历程进行梳理的第二个阶段。此一阶段还有一篇文字值得重视，就是《〈殷墟书契考释〉后序》。
    1915年2月6日，王国维为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撰写了后序，虽然主旨在表彰罗振玉在殷墟文字搜集和考释方面的成就，但也是在梳理清代学术史的基础上展开论述的。他认为清代学术“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说文》研究起自顾炎武，大成于钱大昕；古韵之学，“经江、戴诸氏至曲阜孔氏、高邮王氏而尽其微，而王氏父子与栖霞郝氏复运用之，于是训诂之学大明”；古文字之学萌芽于乾嘉之际，但“其时大师宿儒，或殂谢，或笃老。未遑从事斯业”，“至庄葆琛、龚定庵、陈颂南之徒，而古文之厄极矣”，直至罗振玉着力搜集考释殷墟文字，才使古文字之学昌明，故他认为“我朝三百年之小学，开之者顾先生，而成之者先生也”[5]（P609-610）。此文可视为王国维在前文基础上对清代学术发展历程梳理的继续，并且其在学术发展谱系中表彰学者的行文方式，与《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一文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