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学术观点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通过文献的参校异同，往往不仅可见其“流”，而且常常也可追溯其“源”。王国维之所以能以千余字清晰地概括了清代学术的发展历程及其延续趋向，并简明精炼地提出“清学三阶段论”，除了王氏自身独特的学术素养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站在了章太炎、梁启超、邓实、刘师培等人的肩膀上，吸纳综合了他们的心得与识见。而细细考索文献，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这个学术观点，可能有比邓、刘、梁、章等更为久远的渊源。
    第一个可能的渊源是《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此文指出“自汉京以后，垂两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最后一变是清代学术：“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27]（P1）。从思路上来看，清末学人将学术发展历程分期概括与此文相似；从对清代学术发展的历程特点来看，清末学人的概括和此文对从清初到此文写作的乾隆时期的学术发展之概括相似度也较高。
    第二个可能的渊源是朱次琦。咸丰八年（1858），朱次琦开始在故乡礼山讲学。朱氏讲学“上辨古人，下穷今日”[29]（简朝亮序，P2），对于学术也注重梳理源流，如关于清代学术，他认为“乾隆中叶至于今日，天下之学多尊汉而退宋，以考据为宗”；顾亭林之学“可行于天下而先王之道必不衰”；“纪文达汉学之前茅也，阮文达汉学之后劲也，百年以来，聪明魁益之士多锢于斯”等[30]（P48-55）。朱次琦的这些观点虽然不甚明显，但亦能显示他有梳理清代学术发展的试图。朱氏的这些观点及其取向，可能会通过两个途径影响到清末的学人。一个途径是朱次琦-简朝亮-邓实，另一个途径是朱次琦-康有为-梁启超（11）。第一个途径因为没有发现简朝亮关于清代学术的系统论述尚不能坐实，但第二个途径则可以勾勒出基本的线条：康有为在《长兴学记》的开首就指出，“尝侍九江之末席，闻大贤之余论，谨诵所闻，为二三子言之”[30]（P341），康氏讲学亦特别关注“古今学术源流”，如《康南海先生讲学记》、《万木草堂口说》、《南海师承记》、《万木草堂讲义》等文献中颇有一些内容是康氏对清代学术发展的看法，其中的一些论断能看到朱次琦论清学的影子（12），另一些论断则可看到梁启超论清学的影子（13）。
    通过参校文献异同的方式来追溯学术观点源流的方法其实不是新颖的治学方法，但通过对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这个学术观点源流的追溯可知，这一治学方法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思想史领域还有广阔的利用空间。尽管关于清末民初学术史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学术发展脉络仍然还不太清晰。究其原委，一是这一时期是新旧学术、中西思想交汇碰撞的时代，各种学术、思想旁逸斜出，各位学人、论著此显彼伏，很难使人抓到前后一贯的线索；二是既有的研究常以人、以杂志、以团体为研究视角，而缺少对相似学术观点、思想观念、学术现象源流的追踪梳理。换言之，清末民初的学术思想名家辈出，其思想观念也是混杂歧出，虽然梳理出清晰的线索是很困难的任务，但相关研究若能够坚持在参校文字异同的基础上考辨思想、观念、现象之源流，不仅能将各学术思想名家的思想、观念之渊源予以探索清楚，将学术现象予以合理解释，而且也非常有助于我们梳理出中国现代学术发生发展的线索。
    （本文写作得到张瑞龙、张忠炜二位同事在文献、行文等方面的提示、指导，且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的最早源头可能是《四库全书》或朱次琦这一观点正是瑞龙兄提出来的，在此谨向二位特别致谢！）
    注释：
    ①仅以“篇名：王国维”为条件在“中国知网”进行搜索，检索结果就有1616篇。
    ②朱维铮是对清学史研究进行再探讨较早的学者之一，他不仅对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进行校注，还撰写了《清学史：汉学与反汉学》（《复旦学报》1993年第5、6期）等论文。最近十多年，刘巍、李帆、张昭军、武少民、李孝迁等研究者皆有相关论著，武少民《王国维与清代学术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是最近刊行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的含义进行阐发。
    ③王国维1907说曾“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归塾，每泛览焉”。见王国维：《自序》，谢维扬、房鑫亮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18页。
    ④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见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8-9页。罗振玉在1930年应日本人之邀“讲本朝学术概略”，虽其讲稿显示罗氏重在讲清代学术之渊源而忽略流变，但其最后一部分谈“本朝学术之得失”，并指出清代学术“导源于顾处士炎武”。见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罗继祖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89-240页。
    ⑤《致罗振玉》（约1919年3月31日），谢维扬、房鑫亮编：《王国维全集》第15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87页。将此篇《寿序》和《〈殷墟书契考释〉后序》一文比较可知，王国维对沈曾植的褒扬超过了罗振玉，故王国维不将此文抄录给罗振玉看，估计也有怕因对沈曾植的推崇引起罗振玉不满的考虑。
    ⑥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477页。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称此处的“大篇”是指王国维所撰《海日楼歌》，此一论断可能稍有不确。《海日楼歌》只是一篇充满虚语的寿诗，根本谈不上“名理”，更不会让沈氏“忻雅”，能让沈氏说“度不敢当”，又因“名理”而“忻迓”的，只能是这篇《寿序》。
    ⑦这可能与师门影响有关，邓实之师简朝亮对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学说多有批驳。详见张纹华、傅永聚《简朝亮与康有为述论》，《聊城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⑧《国粹学报》在上海发行，影响颇大，王国维其时正在上海，且王氏也曾是《国粹学报》的作者。
    ⑨1914年罗振玉将已停办的《国学丛刊》复刊，在王国维代罗振玉撰写的序言中，亦明确地指出“编类既竟，乃书其端曰：秦汉以还，迄于近世，学术兴替，可得而言”。见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谢维扬、房鑫亮编：《王国维全集》第8卷，第6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