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4月，王国维从日本返回国内，并在罗振玉的介绍下拜访沈曾植，二人在“相知相闻十多年后”终于见面。经过数年的往复谈论，王国维在音韵学、西北史地、蒙元历史等方面受到了沈曾植的指导，“沈曾植则实际上取代了此前罗振玉在王国维心目中学术地位”[8]。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王国维学术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时期，也是他对清代学术认识的第三个阶段。1919年3月30日是沈曾植七十大寿，王国维对沈曾植的祝贺超过了沈氏其他朋友[9]（P477）。他不仅特意撰写了有“列仙名在儒林中”这样虚语的长篇寿诗--《海日楼歌寿东轩先生七十》[5]（P651），而且还撰写了《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将沈曾植置于承继清代三百年学术精华，可与顾亭林、戴东原并立之学术领袖的地位上予以高度褒扬。也就是在这篇寿序中，王国维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清学三阶段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的观点。
    除去对沈氏个人的赞誉，这个“清学三阶段论”具有丰富的学术内涵：（一）三个阶段皆有清晰的“开创者”--清初之学由顾炎武开创，乾嘉之学由戴震、钱大昕开创，道咸之学由龚自珍、魏源领军；（二）三个阶段的学术形态不同--清初是“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的“经世之学”，乾嘉时期是“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的“经史之学”，道咸时期是“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逮四裔”的“新学”；（三）三个阶段的学术形态虽然不同，但其形成却具有相同的原因--世道之变化，清初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伤乱之际，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乾嘉时期“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对经世的关注下降，“得肆意稽古”，“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道咸之际，“政治风俗已渐变于昔，国势亦稍稍不振”，虽“学者尚承乾嘉之风”，但为“图变革”，故学术“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四）三个阶段虽然学术形态不同，但方法则大体相同--“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五）在王国维看来，清学实际上并未因清朝的覆亡而中止，实际上还有第四期--“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世之言学者怅怅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这一期的学术，是对道咸新学的反动，是对国初之学、乾嘉之学的复归--“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5]（P618-620）。
    对于“清学三阶段论”，王国维自己也较为满意自得的。他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为乙老作寿序，似藻周虑密，惜不能写寄”⑤。而《寿序》的主人公沈曾植，对王国维关于清学的梳理，也是较为认同的，他在致王国维的信中说“大篇度不敢当，然名理雅意，固所忻迓”⑥！
    二、邓实与“清学三阶段论”的初创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清学三阶段论”的原创可能是邓实而不是王国维。邓实早年师从经学名家简朝亮，庚子事变后到上海，1902年创办《政艺通报》以救国保学，先后发表《论经学有关国政》、《学强》、《国学保存论》、《国粹学》等文章。1905年2月创办《国粹学报》，并在第1-4期发表《国学原论》、《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学今论》四篇文章梳理中国学术史。在1905年5月23日《国粹学报》第4期（6月23日第5期连载）上发表的《国学今论》中，邓实就初步提出了清代学术三变的观点。在这篇文章里，邓实不仅开篇就明确提出了“神州学术，至于本朝，凡三变矣”的观点，且在文中对此三变又多有申说。
    为了便于比较邓实之说和王国维之说的异同，特取邓实《国学今论》（简称《今论》）和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简称《寿序》）两文，分从五个方面参校其异同，并作出分析。
    第一，清代学术三阶段的划分：
    《今论》：“神州学术，至于本朝，凡三变矣。顺、康之世；乾嘉之世；道咸之世。”
    《寿序》：“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
    按：二者观点、表述基本一致。
    第二，清代学术三阶段的具体表述：
    《今论》：“顺、康之世，明季遗儒，越在草莽，开门讲学，惩明儒之空疏无用，其读书以大义为先，惟求经世，不分汉、宋，此一变也。乾嘉之世，考据之风盛行，学者治经，以实事求是为鹄，钻研训诂，谨守家法，是曰汉学。方（苞）、姚（姬传）之徒，治古文辞，自谓因文见道，尸程、朱之传，是曰宋学。治汉学者诋宋，治宋学者亦诋汉，此再变也。道咸之世，常州学派兴，专治今文，上追西汉，标微言大义之学，以为名高，此三变也。”
    《寿序》：“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以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途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
    按：二者视角、表述大体相近。但邓实对“汉宋之争”有言及，对道、咸时期的西北史地及辽、金、元史研究未提及。王国维对“汉宋之争”未提及，但指出了西北史地及辽、金、元史研究是道咸时期学术的主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