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降，在“西学东渐”之风的浸染下，中国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以西方理论为基本框架的近现代学科体系。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色彩则在“西学”映衬下变得日益黯淡。事实上，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持续地展开了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在当前中国特色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中国古代史学难掩其理论价值，不断展现出理论光辉。
    贴近中国语境
    借鉴西方史学理论，首先遇到的是语言问题。能够真正通过一手语言谙熟西方语境者，往往只是相对少数的学者。多数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依赖翻译，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翻译语境。它在传递西方语境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既不被西方语境认可也不被中国语境理解的尴尬局面。为改善这种状况，就需要了解和贴近相关学术语境，在中西学术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
    史学若想贴近中国语境，就不能不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史学。明末以至近代的译著，由于译者的旧学涵养深厚，吸收并转换的意识与能力较强，翻译语境尚能贴近中国语境。因此，当代人读来也不甚吃力，这与当今一些译作带给读者的生涩感颇为不同。在强调贯通中西学术的当代学者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史学对研究西方史学理论的重要意义。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家和注意考察西方概念及其中文译名在各自语境中的学术性与对应关系，这使他的研究成果往往既具有西方的学术视野，又能够光大中国的学术传统。
    相反，也可以看到一些译介因未能充分顾及中国史学的语境而给读者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困惑。引进和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必须立足中国史学传统，真正掌握中国古代史学的精髓。
    有助于认识西方史学理论
    西方史学理论在我国的传播通常以潮流或者流派为主，比如实证主义、兰克学派、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等，名目各异，此起彼伏，容易给人造成整体性不强的印象。
    中国古代史学则不同，它的整体性特征不仅十分明显，而且存在丰富的历史理论。非但如此，中国古代的历史理论中还有一些西方理论框架无法容纳的内容。比如说，它具有逐渐稳定并有所发展的体裁——“史论”；它包含一系列相对稳定并且重大的问题；它具有上及于“天”、下探于人事、旁及思想方法等相当完善的思考层次；它很早便提出了自己的“义理”，具有无法割断的历史承继性；它呈现出一种历史的、多维的、既有所归属又相对独立的完整学术形态。这种情形让我们不得不反观西方历史理论，并促使研究者进一步研究西方历史理论的“整体性”。
    再如，中国古代史学的整体性也有助于我们破解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难题。其一，中国古代史学具有系统、独特的思想方法，有助于我们升华经验性认识。章学诚有言曰：“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丧实。”它启发我们：史学“碎片化”与“循流”、“溺名”的情形十分相似，我们为何不能从“源”与“流”、“名”与“实”等矛盾关系的角度来认识“碎片化”？其二，它重视从根本上来认识问题。朱熹曰：“为学须是先立大本。”史学研究“碎片化”现象的出现，原因就在于“大本”未立。有学者指出，当前史学研究“碎片化”的根本症结在于，我们未能充分认识史观对于史学研究的重大意义。这样的揭示有助于我们穿过现象的迷雾，站到真相面前。其三，它蕴含着中国史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有助于消除“碎片化”，皈依中国史学的本真。具体地讲，中国古代史学从来都在追求深刻的史学精神（史义），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倾向不只是淡漠了史观的重大意义，还远离了中国古代史学特有的精神追求。
    援古识今，中国古代史学讲究“会通”，呈现出整体性特征。鉴于中国古代史学整体性的映照，我们很有必要从整体性角度来加强对西方史学理论内在联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