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史家历来重视历史记载的连续性密切相关。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与理论探索中，中国史学给我们留下厚重而丰富的历史编纂学遗产。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认真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与理论价值，不仅是推动当今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有助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
    历史遗产颇为丰厚
    中国史学肇始于先秦时期的《尚书》，清代学者章学诚评价它具有“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的编纂特色。此言指出中国史学自发轫时便具有很高的编纂立意。尔后，《春秋》《左传》《国语》等史学名著相继问世，为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司马迁所撰《史记》首创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合的撰史体例，从多元视角彰显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旨趣。班固对《史记》五体撰史的结构予以改造，断代为史，撰著《汉书》，遂为后世正史撰述的不祧之宗。
    承《史记》《汉书》之遗风，魏晋时期开创了中国历史编纂新局面，官方修史与私人撰述各具特色。唐初史家将魏晋以降的史学总结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杂传、谱系、簿录等13个门类，刘知幾在《史通》中从理论高度首次系统梳理了历史编纂的演进脉络，剖析了不同史书在体裁、体例方面的优劣得失，推进了历史编纂的发展。
    宋元时期史学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主要体现在三部通史性巨著，即司马光、郑樵和马端临分别采用编年体、纪传体和典志体撰写的《资治通鉴》《通志》和《文献通考》。中国历史编纂学演进至清代，呈现出范式总结的趋向。四库馆臣从文献目录学视角，将“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杂史、史钞、史评等15个门类。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一书中，则从史学理论维度对传统史书体裁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总结，从理论上揭示了中国历史编纂具有“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的演进特色。
    进入20世纪以来，章节体成为史书编纂的主要方式。同时，史学界也在不断探索历史编纂的新模式。
    编纂体例不断创新
    中国史学发展之盛举世罕匹，编纂史书规模之大亦为世界所仅有。如此丰厚的历史编纂成果，与中国历代史家发挥学术创造力是分不开的。
    历代史家极为重视史书编纂体例的创新。先秦时期，孔子采用编年体纂修《春秋》。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主线，对记载史事颇为便利，故后代史家荀悦、袁宏、司马光等相继采纳。不过，编年体亦存在不足之处，例如无法对历史人物进行深描，难以全面反映历史发展的全貌。因此，司马迁创设了具有多种功能的纪传体，以弥补编年体的缺陷。然而，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均难“尽事之本末”。南宋时期，袁枢将《资治通鉴》所载史事依时间先后分为239目，创设以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至此，形成了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鼎足而立的格局。可见，每种新史书体裁的出现，都是对以前史书体裁的扬弃，蕴含着史家通过创新史书编纂模式从多维度再现历史事实的努力。
    在同一种史书体裁中，历代史家也注重体例的改造与革新。纪传体是正史撰述的主要载体，但两千年来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处于不断创新、发展之中。譬如，司马迁所写《史记》为纪传体通史。班固则书写了纪传体的断代史，删除《史记》中的“世家”，改“书”为“志”。其后，陈寿首次采用纪传体记载了同时并立的魏、蜀、吴三个政权的历史。范晔编纂《后汉书》时，则在纪传体中新增《党锢列传》《宦者列传》《文苑列传》《方术列传》《列女传》等篇目，完善了纪传体史书的内部体例。就编年体而言，《春秋》所记仅限于有年月可考的史事，至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其容量得以大大拓展，不仅记载人物和事件，而且记载典制和议论，对于没有确切年月可考的史事，也作了适当处理。可见，编年体史书由《春秋》的初具规模，到《资治通鉴》的鸿篇巨制，经历了一个不断革新的历程。同样，其他史书体裁也是在不断创新中日臻完善的。
    史学遗产亟待总结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厚重遗产，理应得到全面的总结，从而为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增加推动力。然而，长期以来，历史编纂学往往被视为编书技术与方法层面的问题，这种看法限制了学术界对其价值的认识和成就的发掘。今天的史学研究应该纠正对历史编纂的认识偏见，以便更好地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遗产。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内容异常丰富，大致说来，应包括如下数端：一是重视对历史编纂思想的发掘，包括史家的著史立意、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如何再现客观历史的复杂进程等。二是总结历史编纂的理论与方法，系统勾勒出中国史家对历史编纂进行理论总结的整体风貌。三是关注时代与历史编纂的互动，既考察时代精神如何折射在史家的历史编纂中，又揭示出历史编纂学著作如何对社会产生影响。四是将官修史书传统与私人撰史历程并重考察，充分发掘两者的主要成就、关系、特点等。五是着力探讨历史编纂如何助推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如何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深入发展。六是细致爬梳史家编史的过程，着意于其著史的使命感、责任感。七是将中国历史编纂的发展与西方史学进行比较，突显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与优长，回应后现代史家对历史叙事的质疑与挑战。
    中国史学要想在当今国际史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则应加强自身的话语体系建设，对中国历史编纂学进行研究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历史编纂学遗产的总结、继承乃至学科体系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重大的学术工程，需要史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与当代价值研究”（09AZS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