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由活生生的人创造的。无论个体还是群体，在从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活动时必定伴随着一定的心理活动。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俄国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也指出：“历史科学不能把自己局限成一个社会经济解剖学；它所注意的是直接或间接为社会经济所决定的全部现象的总和，包括思想的作品在内。没有一件历史事实的起源不能用社会经济说明；不过说没有一件历史事实不为一定的意识状况所引导、所伴同、所追随，也是同样正确的。”因此，史学不仅要阐述人们过往活动的内容，也应该揭示伴随这些活动的心理状况。心理史学正是基于此而兴起的史学新领域。
    从20世纪初期起，不少中外学者都提出了“新史学”的思想，比如美国的鲁滨孙、中国的梁启超，他们都主张突破史学原来的界限，与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其他学科建立联系。但直到弗洛伊德关于达·芬奇心理分析的著作、埃里克森关于马丁·路德和甘地心理分析的著作问世，心理史学才算正式诞生。美国心理史学的兴起是在20世纪50—60年代，70年代达到高潮。70年代以后，法国的心态史学相继而起，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和著作。80年代以后，心理史学的相关著作陆续传入我国，对我国史学界产生了不小影响。心理史学能够在我国落地生根，也与当时国内史学界的情况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发生了整体性变化，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从以政治史为中心转向以社会史为中心。社会史尤其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需要特别关注人，不能只看到社会的变化而看不到人的变化。而在研究人的过程中，势必要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究人的心理特征和整个社会心理，唯有如此才能深化对社会史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心理史学研究产生了许多探索性成果，出现了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范式。第一种是关于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问题；第二种是把研究视角从个别思想家转向特定人群，研究特定人群的日常意识、政治意识、民族意识、宗教意识等；第三种是探讨个别人物的心理特征，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剖析历史人物的个性心理、思维方式、情感世界、行为方式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程歗的《晚清乡土意识》、罗宗强的《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王跃的《变迁中的心态——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等。这些著作并非都是系统地运用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但始终紧紧围绕心理问题，因此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在此基础上，有的学者还探究中国自己的心理史学框架，写出了探索性的心理史学理论著作。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心理史学对深化史学研究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但目前整个心理史学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首先，作为跨学科研究的心理史学势必要比单纯的史学研究困难一些，多数历史研究者因不懂心理学而对心理史学敬而远之。其次，传统史学研究对于史料的选择与心理史学不同，更强调客观史料的重要性，并且要求历史研究者绝不能带着感情做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历史研究者在开展心理史学研究时的思路。再次，可以进行心理分析的史料与一般史料相比更为难找，这是当前心理史学研究的一个瓶颈。
    从根本上说，心理史学是史学的一种，只不过是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心理史学研究仍然要以史学方法为基础，遵循史学研究的基本规范，以切实可靠的史料为依据，不可以凭空想象。当前，推动心理史学发展，不能过早地以一些预设的要求加以局限，对心理学的运用也不一定完全依靠心理学的某一分支或学派。只要研究的对象是个体或群体的心理状况、研究的问题与一定的社会历史问题相联系、所运用的材料是反映个体或群体活动的可靠材料，都可以说属于心理史学的范畴。同时，心理史学的发展不是为了满足某种好奇心，而是为了深化史学研究。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人，但它所服务的对象是当代人，过去的人与当代人之间在生活方式和心理特点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就是历史。但当代人与过去的人之间也需要进行心灵的沟通，这种心灵沟通是当代人学习历史的重要动力。心理史学是史学家可以普遍运用的研究方法，是沟通历史与现实的重要方法，是有助于当代人了解历史奥秘的科学方法。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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