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书编纂成员构成及主导力量存在差异的原因
    《四库全书》与《百科全书》都是在十八世纪后半叶编纂完成，为何百科全书派包含贵族、学者、平民等多个阶层，主导力量是狄德罗；而四库全书派却是由单一的“官僚派”构成，领导权属于中国君主呢？笔者认为：造成巨大差异的原因是二者的社会结构。
    1、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
    (1)百科全书派分为三派缘于法国存多个权力中心
    狄德罗曾在“百科全书”条目中写道：“人们在面临一种外部威权的压迫之时，往往缺乏反对压力的力量与胆识”。(18)那么，在百科全书派在遭到国王的查禁，教会的诘难之时，是什么给予他们对抗威权压迫的胆识呢？答案是：法国存在多个权力中心。回溯历史：从路易十一(Louis XI，1423-1483)到弗兰西斯一世(Francis I，1515-1547)，历代法王都致力于削平割据。路易十四亲政后，专制主义的势头更加猛烈，甚至一度不委任首相。但是，“终其一生也并未说过：‘L'etat c'est moi’(朕即国家)”(19)。因为太阳王明白，仍有许多力量在制衡着自己的权力。路易十五问鼎宝座之际，法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资产阶级逐渐崛起，并与启蒙思想家们结成同盟。以沙龙为代表的“公共权威”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除去王权之外，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几股力量并存，共同决定着国家的未来。
    显贵派参与《百科全书》编纂，得益于统治阶层的分化。如前所述，法国国内存在着很多制衡君主的因素。在中央，最高法院控制着“几乎半个法兰西的区域司法权……法官领导着穿袍贵族，拥有自己的职位，国王无法辞退他们”(20)。在地方各省，尽管封建贵族们的领地不再辽阔，但他们仍旧“划地为王”，对国王的谕令置若罔闻。在中央与地方、国王与最高法院的权利纠葛之中，没有谁能拥有绝对的权力。与此同时，统治阵营内部也出现分化，部分大臣同情、支持，甚至庇护百科全书派。在路易十五(Louis XIV，1710-1774)和国王咨询会议下令封禁《百科全书》之际，监督王室印刷厂、剧院和国王图书馆的阿尔让松侯爵(René-Louis，marquisd‘Argenson，1694-1757)、书报检查主管大臣马勒塞布(Malesherbes，1721-1794)始终在庇护着狄德罗和《百科全书》。而霍尔巴赫、孟德斯鸠等开明贵族则直接参与到《百科全书》事业当中。当然，受自身阶级属性所限，官员、贵族尽管对百科全书派深表同情，却很难给予他们更多支持，真正给予百科全书派强有力支持者是新兴资产阶级。
    士绅派、平民派学者与新兴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大航海时代以来，大部分商人、银行家和金融家得益于商品价格上涨，实力与日俱增，社会地位日渐提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可以影响国王的决策、扭转政治观念”(21)。这位可以扭转乾坤的人即蓬帕杜尔侯爵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1721-1764)——“这个有钱的并且傲慢的资产阶级”(22)。1745年，出身平民的蓬帕杜尔夫人在一场化装舞会上邂逅了法王，自此开始了近十年的“无冕皇后”生涯。王后、亲贵以及世袭权臣视这个来自第三等级的“末流份子”为眼中钉，却无法阻止她掌控权力。“她的坚强个性、智慧和宫廷影响力使人们普遍认为，她是王位后面的真正力量”(23)，“她对国王心理上的影响十分强大，对思想上的影响也同样”。(24)尽管蓬帕杜尔是以她的美貌与智慧征服了路易十五，而并非由于她资产阶级的身份；但她可以跻身政治舞台，从侧面反映出新兴资产阶级敢于追求自身权利，并且寻觅思想上的导师与同盟者。启蒙思想家成为了资产阶级的天然盟友，二者之间存在共同的思想基础——反对专制：前者侧重思想领域，后者侧重于政治、经济领域。如果你认为资产阶级仅仅是聆听启蒙思想家的高论，那便大错特错。事实上，他们在百科全书派与政府之间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以蓬帕杜尔夫人为例：她不仅缓解伏尔泰与统治阶级的对立，还对卢梭、马尔蒙泰尔等人进行无私资助；更重要的是，在法院吊销《百科全书》出版许可证的危急时刻，正是这位“资产阶级王后”在路易十五御前巧妙地为《百科全书》进行申辩，才使书籍获得解禁。(25)新兴资产阶级给予百科全书派编纂成员的帮助，由此可见一斑。
    (2)公共权威的力量高涨
    昂古莱姆王朝(Angoulême Dynasty，1515-1589)以降，法国社会逐渐出现“公共领域”。上至贵族，下至农夫，都会聚在酒肆或咖啡馆中，畅谈社会现象、政治趣闻。他们的观点具有某种集体性与公共性因素，可将之视为早期的“公共权威”。时至十八世纪，沙龙等交际会所成功地将开明贵族、文人雅士、艺术家聚合在一起品评时政，形成了一种更加成熟的、具有独立性的、强有力的公共权威。乔夫兰夫人的丈夫是一位富有的商人，其夫死后独自孀居。然而，就是这位男仆的女儿，却因她所主办的“圣奥诺雷沙龙”名噪一时。哲学家、小说家以及艺术家等各类学者齐聚她的沙龙，纵论天下；甚至路易十五的岳丈——两度登上波兰王位的斯坦尼斯拉斯(Stanislas Leszczynski，1677-1766)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Gustavus III，1746-1792)也挤身其中。沙龙已成为巴黎乃至全法国的时尚风标，尤其在艺术、学术界更是具有绝对权威。“法兰西学院院士，这一人选的通过在十八世纪60年代是由启蒙思想家控制的，因此主持沙龙的妇女(朗贝尔夫人，笔者注)经常成为上等鉴赏力的仲裁人”。(26)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末，路易十六朝的财政大臣雅克·内克(Jacques Necker，1732-1804)不禁慨叹：公共权威“已经成为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不需要利用国库、士兵或军队，就能对城市、王室，甚至是国王的宫殿发号施令”。(27)
    2、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
    与波旁王朝存在多个社会核心不同，十八世纪的清王朝政治情势相对稳定，权力也更加集中。“政府是组织的垄断者，每个组织、社团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归属于政府之下，要不然就被认为是敌对于政府，因而也就被认为是危险的”。(28)学者欲编纂大型文献，既不存在其他社会核心可以依傍，更无公共权威制衡皇室，唯有依附君主一途。
    (1)文字狱盛行
    满族自顺治朝入关，至乾隆朝最终完成统一大业。政治上的一统并不能满足君主的控制欲，在大规模战乱弭平之际，乾隆帝的整顿重点转向思想领域一一大兴文字狱。此举不但可以打击统治集团内部的异己力量，更可藉此打压明朝遗民的反清思潮。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乾隆帝并不仅仅视其为文化事业，而是将之当成一项重大的政治运动，所谓：“政事与学问非二途”。(29)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型图书编纂活动，保护了许多濒临失传的典籍，“江浙三阁”的设立也确实起到“嘉惠艺林”(30)的作用。但《四库全书》编纂工作又带有寓禁于征的性质。乾隆帝亲自制定书籍划分标准：将所征书籍分为应刊、应抄、应存、应删四类。书中凡有忌讳诞妄字句，一俟查出，尽行销毁，“以正人心而厚风俗”；并特别指出：“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更要严加筛查，绝不听其潜匿流传，贻惑后世。(31)这便使我们疑心这位天子的真实意图是否单纯是保存典籍善本，整顿出版业秩序这么简单。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查禁“抵触本朝之语”这一主题始终贯穿着《四库全书》的编纂事业。
    清代君主极其厌恶“蛮夷”等词汇，在修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乾隆帝亲命将汉人书籍中出现的类似称呼尽皆删去，正所谓“审中国之大势而先据之，钳天下之口而莫敢号我以夷狄也”。(32)由此引发的文字狱在乾隆朝不在少数，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妄批《徙戎论》案”便是一例。魏塾(？-1780)乃山东寿光县布衣，在阅读西晋江统(？-310)所撰《徙戎论》的过程中，看到晋惠帝未能听取江统迁徙五部“夷人”到边地蛮荒的建议，终于导致“五胡乱华”的故事，心有所感，提笔将清之回教比拟为“五胡”。后魏塾牵涉一宗案件，山东巡抚富察国泰在取证过程中发现：魏家藏有《澹园续集》等应禁书籍，且在批注《徙戎论》的过程中，将回教写为“五胡”，乃悖逆之语。魏塾区区一名百姓犯案，本无需兴师动众。然而，此案涉及“夷”、“胡”等敏感字眼，乾隆帝乃令当朝重臣福隆安、福长安(1760-1817)彻查此案。最终魏塾因“家藏应禁书籍存留不缴”，“狂诞悖谬实为不法已极”之罪被判处斩立决(33)，足见皇帝对轻言乱政者的厌恶。在《四库全书》的编撰八年间(乾隆三十七年至乾隆四十六年，1773年至1781年)，文字狱多达三十余起，受波及者上至官吏，下及百姓。朝鲜学者朴趾源(1737-1805)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随使团来华拜贺乾隆帝七十寿辰，目睹了文字狱给书籍带来的灾难。他认为清廷编纂《四库全书》重要目的之一是“阴弱中土之士”，导致大量典籍“非秦之坑杀而乾没于校雠之役，非秦之燔烧而离裂于聚珍之局(34)”。(35)
    (2)社会舆论的力量日渐萎靡
    与法国“公共权威”日趋强盛不同，中国的社会舆论力量却日渐衰微。“公共权威”是一种来自民间乡绅或社会团体的舆论力量，在一定区域内起到指引、影响民众行动的作用。它是这样一种函数曲线：当国家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力增强时，民间乡绅或社会团体的对政府的舆论影响力则呈下降趋势；反之亦然。明代曾经盛行结党、结社，针砭时弊。一时间，东林党、复社纷纷登上政治舞台，社会团体的舆论力量呈现出扩大趋势。明清易鼎，党社之风引起了清廷高度警觉，“通过某些手段，清代国家重新将公共权威凝聚于国家”。(36)
    虽然中国不存在法国那种公共权威，却有两种权力与之类似，即：文人话语权与乡绅族权。在中世纪之前，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始终有相当数量的文人不隶属于政府，拥有自己话语权。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希罗多德，他们编写史书都是个人行为而非政府授意。随着中国帝制时代的到来，文人的话语权逐渐受到限制，著书立说之时不免心存顾忌。明末，东林书院及东林党人品评时政，一度形成强有力的舆论力量，“庙堂亦有畏忌”(37)。但到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之时，在文字狱的震慑下，很少有文人敢于针砭时弊。四库总纂官纪昀执掌编修大业，“进退百家，钩深摘隐，各得其要指”(38)。如此一代文宗却不著经典，而是“不问苍生问鬼神”，徒以《滦阳消夏录》撰写鬼怪自娱，这不能说与文字狱全然无关。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曾经出现了质疑主流学术思潮的声音。李贽(1527-1602)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对儒学，大声疾呼：“腐儒安足道哉”(39)，下狱致死。其思想在清代仍不见容。《四库全书总目》称其“狂悖乖谬，非圣无法”，“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40)
    与文人话语权受到持续打压不同，乡绅族权与皇权之间是弹性波动的关系：每当皇权衰落之际，世家大族必定乘势而起，扩大族权。如魏晋时期的北方豪强纷纷建立坞堡，凭借部曲、家兵自守一方，自理民政，不经官府。反之，当王朝强盛之时，君主立即着手收回士绅豪强手中的权力。雍正帝一度对乡绅使用族权处死族人予以承认，导致江浙、闽粤等地的族权恶性膨胀。为了避免政治隐患，乾隆帝即位后开始着手将族权纳入法制轨道。乾隆二年(1737)，闽浙总督衔专管福建事务郝玉麟(？-1745)上书，力陈放任族权的危害：“漳、泉等处，大姓聚族而居，多至数千余丁，非乡保所能稽察”(41)，建议推行族正制。乾隆六年(1741年)，广东开始推行族正制。乾隆十三年(1748年)，福建全省推行族正制。闽、粤等地一度膨胀的族权被严重削弱。利用加强思想控制、削弱社会舆论以及乡绅族权等手段，在十八世纪的中国，皇权成为了唯一个核心，任何阶层想脱离王权主导，独立编纂一部大型书籍，无异于天方夜谭。
    综上所述，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结构可以概括为：传统等级观念趋于瓦解，新兴力量方兴未艾，公共领域蓬勃发展。百科全书派得到开明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与庇护，以沙龙为思想阵地，各类思潮相互撞击。十八世纪的中国则不然：清朝统治者完成政治统一，传统的社会结构得到恢复、弥合。文字狱的大潮将士子们的话语权击得粉碎，动荡时期被赋予世家大族的权利也被次第收归中央。社会上不存在任何可以与皇权抗衡的力量，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几乎看不到松懈的迹象。
    三、百科全书派与四库全书派互视考
    《百科全书》编纂下限是1772年；《四库全书》则是在1772年开始下诏征书，次年正式开馆编纂。那么，这两项先行后继的大型文献编纂运动，除了在书籍内容上涉及彼此，两派学者之间是否会存在某种互动呢？乾隆帝或四库全书派是否听闻过狄德罗《百科全书》的编纂情况呢？尽管《四库全书》编纂在《百科全书》之后，但作为全书编纂根基的“儒藏说”却是自明末以来便酝酿已久，这一情形百科全书派又是否了解呢？上述假设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两派是否知晓对方的编纂活动？答案是肯定。
    (1)两派学者间的交流热情
    百科全书派学者对中国充满兴趣者不乏其人：重农学派学者，《百科全书》农学条目的主要撰稿人魁奈、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1721-1781)急于了解有关中国一切情况。杜尔哥为此开列了一份冗长的清单，内容涉及中国的财富分配、土地所有制以及历史等诸多领域，共计52个问题，嘱托相关来华人员悉心调查研究。(42)《百科全书》的另一位编纂成员孟德斯鸠则直接同旅欧华人黄嘉略(西文名Arcade Huang，1679-1716)进行交流，甚至在在短短七十余天中八次登门造访，“主要是为了听他讲述有关中国的一切”。(43)黄嘉略是福建莆田人，祖父曾任御史，书香门第；幼时受洗，精通汉语、拉丁文。23岁时，他随同法国传教士梁弘仁神父(Artus de Lionne，1655-1713)前往欧洲，四年后抵达巴黎。在与孟德斯鸠的交流中，学贯中西的黄嘉略(44)显然会将中国士子自明末以来就在酝酿编汇儒藏的讯息传递给这位渴求东方文化的男爵。另一方面，乾隆时期的君主、公侯和士大夫大都乐于同西方传教士进行交往。在接触的过程中，传教士们很可能告知他们在欧洲有一群学者，正在编纂一部名为《百科全书》的鸿篇巨制。而乾隆帝更是时刻关注着发生在欧洲的一切信息，这一点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广为流传，甚至有人藉此为背景撰写小说，绘声绘色的讲述了乾隆帝派遣间谍潜伏欧洲的故事。例如，昂热·古达尔(Ange Goudar，1708-1791)撰写的六卷本《为了观察欧洲的状况而来的中国间谍或北京宫廷的特派使者》，杜布尔(Dubourg，1715-1746)所著两卷本的《在欧洲的中国间谍》。(45)尽管此类小说的真实性未经证实，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位中国君主对欧洲事务存在着浓厚的兴趣。倘若乾隆帝的间谍们真的存在，他们势必会将《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详加描述，密折上奏。当然，即使乾隆帝没有派遣间谍赴欧，他也可以借助其他手段，从传教士那里搜集、了解到有关百科全书派的讯息。
    (2)中法之间存在信息传递的媒介
    首先，在京传教士与欧洲教友之间的信函。尽管康熙二十三年(1693)清政府和教廷之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礼仪之争”(46)，继而雍正、乾隆两朝发生了多次禁教事件，但仍旧有部份传教士依靠西方技法获准侍奉宫廷，乾隆朝最出名者莫过于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这些经历教难后留居京师的传教士们和前辈一样，保有与澳门以及欧洲的同伴、亲属通信以及邮寄包裹的习惯。邮寄的对象五花八门，包括：书籍、画册、茶叶、墨水，甚至是驴皮阿胶。(47)而信件的内容也涉及诸多方面，在其文本中无疑会涉及耶稣会士与百科全书派的论战，理由如下：一方面，这场论战几乎是十八世纪中叶欧洲宗教界的头等大事，在京传教士与欧洲教友在信函中交流此事，此常理也。另一方面，百科全书派在论战中以中国的“开明专制和信仰自由”(48)为武器攻击教会。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写道：“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尽管有时君主可以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熟悉的少数人，但他无法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不认识的、在法律保护下的大多数百姓”。(49)如此一来，教廷势必会写信求助在华耶稣会士，让他们借地利之便，撰文反击百科全书派。然而，在京传教士与澳门教士之间不可私自通信，信件往来都要经由官送。(50)在这一过程中，急于洞察欧洲内幕的乾隆势必命人拆看信件的内容，从中了解到耶稣会与百科全书派的论战，以及《百科全书》的编纂活动。
    其次，久居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们返回祖国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乐于将旅途中的见闻与同伴分享。以傅圣泽神父为例：他是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第二批传教士，曾在华生活过二十五载，并带回了大量中文书籍。伏尔泰与傅圣泽过从甚密，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哲学观与儒教信仰，讨论礼仪之争。(51)言谈之间，汉学素养颇高的傅圣泽神父显然会对伏尔泰提及：中国士子自明末就开始酝酿一项大型文献编纂活动：“儒藏”。此外，经常与伏尔泰通信的鲍(Pauw)也是通过耶稣会士为媒介了解中国。这位腓特烈大帝的讲师不仅经常与伏尔泰通信讨论中国问题，更喜欢倾听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关于中华文化的高论。(52)巴多明神父久居中国，深受清政府信赖，曾在中俄两国签订《布拉协议》(即《恰克图条约》的草约)之时担任翻译工作。因此，傅圣泽也好，巴多明也罢，他们都曾亲历中国。作为东西方交流的使者，他们孜孜不倦地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介绍给同胞，这其中显然包括“儒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