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戴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生病住院期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主持编修的大型史书《清史》是当代中国的一项标志性学术文化工程，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我们首先想了解的是您个人的清史研究。您什么时间开始研究清代历史，有着怎样的治学经验？
    我从事清史研究，实际上是出于两个偶然性。1944年我在上海考大学，当时，上海没有理想的文科大学。不得已，我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学的是铁路管理。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要往北迁，北京大学来上海招考第二年的新生，考场正好设在我宿舍的下面。有了这样巧的机会，我马上去报考了我所喜欢的文科专业，并顺利地考进了北京大学史学系。这样，我便同历史研究结下了缘。后来，由于参加学运受到当局迫害，逃到河北正定解放区的华北大学，一直到随学校进京改为中国人民大学，我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的学习和教学工作。1955年，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的尹达教授调到北京大学任教，他的课需要有人接替，组织上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这第二个偶然性让我开始了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我的史学研究可以说是逆向上溯发展的，也就是说，从党史到近代史，然后再至整个清代历史。
    1958年，我在给研究生班授课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以后又续写了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一部分，总共大约一百万字。从1973年起，我用四年时间写出了《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把研究领域拓展到清代前期和中期。从1978年起，我用七年时间主持编写了70余万字的《简明清史》，摸清了清代历史的主要线索，同时主编了《清代人物传稿》(下编)。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把研究重点转向清代边疆开发及乾隆时代，后来又主持编写了《清通鉴》、《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著作。先后发表的600余篇清史研究论文，收入《履霜集》、《繁露集》、《步入近代的历程》、《语冰集》等文集中。
    至于治学经验，我的体会是，从事史学研究达到了“勤、苦、乐、迷”这四个字的境界，才能有所作为。简单地说就是要有志趣和投入，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才会废寝忘食地投入，投入愈大，获得的乐趣愈多，然后再激发起更大的投入，这样循环反复，便会感到其乐无穷。只有把自己的研究专业视为恋人，把全部思想感情专注在她的身上，每时每刻都惦念她，一往情深地如痴如呆，而对其他事情心不在焉，这样定会有所收获。我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唯一的特点就是勤奋，勤于我的事业，有了“板凳须坐十年冷”的治学精神，潜心学术研究，才能扎扎实实地做好学问。
    我认为，在史学研究中，史德是最重要的。历史研究应当尽可能地保存真实，特别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不能虚构。我感觉，治史同做其他学问不一样，一方面对历史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另一方面，还有一个人格的问题，即坚持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不畏强权，不随波逐流。历史事实是怎样就怎样写，不能隐瞒，不能假造，因为隐瞒和假造是史学研究中一种最为人不耻的行为。
    二、戴先生，看来您在清史研究方面作了长期和大量的积累，您担任《清史》纂修委员会主任，可谓实至名归。编修《清史》是您大半生的追求，现在天降大任于您，我们想更详细地了解一下您与《清史》编修工作的不解之缘。
    事情是这样的。建国之初，董老曾提议修一部清史，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赞成。但当时国家重建，百废待兴，编修《清史》未能提上日程。到了1961年，周恩来总理找到著名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要他搞一个清史纂修规划。吴晗对周总理交办的事情很认真，考虑了许多设想，如建清史馆，延聘人才，包括翻译人才，除英、法、德语翻译还有满语翻译，还要选一些大学生专门培养。当时，全国研究清史的人很少，少到掰着手指头都可以数出来。由于吴晗当时是北京市史学会会长，我是北京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历史小丛书》中最年轻的编委，彼此都很熟悉，所以就找到我。吴晗把他的设想跟我作了详细交谈，一是征询意见；二是希望我能帮助做些工作。当时，其他参与者还有郑天挺教授等。那时，北京地区正在修运河，吴晗对我说：“以后我们讨论编纂《清史》体裁时，可以乘船边游览运河，边讨论。”当时，我们培养的史学人才还不多，研究清史的专才更少。我向吴晗建议，在大学里招生，设立清史培训班。吴晗笑着对我说：“把学生交给你吧，你教他们读《清史稿》、《清实录》”。但由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不仅清史培训班的事泡汤了，《清史》方案的起草工作也被迫停止了。
    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不久，毛泽东主席在一次同范文澜的谈话中说，他退二线后，管的事情少了，想多读一点清史的书。周总理日理万机，仍然惦念编纂一部新的《清史》。1965年夏秋之时，周总理委托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召开部长会议，讨论编纂《清史》一事。会上，决定成立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为首的七人编纂委员会，委员有尹达、刘大年、关山复、刘导生、佟冬，我是其中年纪最轻的，当时还不到四十岁。编委会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建立清史研究所。国庆节刚过，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到我家中向我传达了这个决定，并和我一同在中国人民大学内选定了一个地方，准备筹建清史研究所。但两个月后，也就是1965年12月，姚文元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形势骤变，编纂清史的工作化为泡影。“文化大革命”中，这件事还成为一个罪状，说中宣部搞清史是要转移大方向。不久，中国人民大学被解散了，我被下放到江西余江养猪。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为了保留研究清史队伍，1972年在北师大成立了一个清史研究小组，我们从干校回来以后被分到北师大，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立即成立了清史研究所。80年代初，邓小平将一封建议国家编修清史的人民来信，批转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该院领导来找我，商量修史的具体事宜。当时，国家刚刚恢复建设，社科方面的资金很少，重修清史第三次搁浅。
    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时，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面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学术繁荣的大好形势，我感觉纂修清史的学术条件、经济条件都已经成熟了，应当把握机遇，积极促成这件文化盛事。2001年初，我在《瞭望》杂志上发表《清史编纂是其时矣》一文。之后，李文海、王晓秋两位学者到当年的“两会”上呼吁启动纂修清史工程。不久，我与一些学者正式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纂修清史的建议。江泽民考察中国人民大学与师生代表座谈时，我还当面向江泽民、李岚清等中央领导汇报了纂修清史的问题。这一系列动作引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社会各界的关注。2002年8月，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等批复了国务院关于纂修清史的报告，清史编纂工程由此正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