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戴先生，我们了解到，您在清史编修中倾注了全部心血，对于《清史》的主体框架结构，您早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构思和设想，请您具体谈谈您的想法吧。
    我感觉，纂修《清史》的责任十分重大，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更要对后人负责。所以，在纂修的过程中，重大理论问题和是非问题必须讲政治，讲原则，实事求是，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尊重历史事实，同时也要反映时代精神，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勇于进行学术创新；在讲清中国历史发展的同时，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在具体的编修中应当以史实为依据，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避免主观臆断，努力使《清史》成为一部观点鲜明、内容充实、史料丰富、文笔生动的高水平的史书。
    我一直在考虑，新时代纂修《清史》应当体现出怎样的特点？我认为，首先应当继承和发扬我国修史的传统，应该和已有的二十四史相衔接，吸收过去史书的优点；同时我也感到，清代后期，中国已经从封建社会迈向近代社会，历史的内容同单纯的封建社会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修史的体裁、体例和方法应该超越前史，有所创新。我们初步的设想是，全书在3000万字左右，分为五个部分：一是通纪。以纪述大事，按时间为序，取代二十四史的“本纪”。二是传记。网罗268年的清代人物，分别作传，我们确定要写传的人物约有三千多人，相当于旧史中的“列传”。三是典志史。分门别类地记录各种典章制度，叙述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思想文化、科技、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发展，这部分篇幅很多，它取代了旧史中的“志”。四是史表。包括世系表、职官表等各种史表。五是图录。包括地图或其他图籍，包括晚清的很多照片也要收录进去。这个设想经过征求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其中，“通纪”部分区别于过去的“本纪”，也就是说不再是皇帝一个人的纪事，而是整个清朝的一部300万字的通史，分为清朝建立、入关、康熙之治和雍正改革、乾隆统一中国、清朝中衰、外国侵略和农民战争、清自强运动、最后衰亡；“典志”和“传记”部分包括天文历法、地理、人口、民族、法律、农业、手工业、商业、外贸、交通、财政、学术、西学、诗文小说、戏曲书画等35种志和3000个人物传。
    四、戴先生，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看，您主持的《清史》的确具有较为突出的当代特色，特别是在这部史书的内容和体例上，与以往的史书具有很大的不同，请您具体谈一谈，新编《清史》的时代特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清史编纂工程的关键是编纂的体裁、体例，它关系到整个工程的成败。以前编写的《清史稿》也有一定的价值，但当时修史的那些人都是清朝的遗老，他们是以遗老的心态来修清史，对当时成立的共和国非常不满，对革命诋毁得很厉害，存在比较严重的缺陷。
    新世纪编纂清史有许多创新之处：一是具有世界眼光，也就是说，要把清代社会放置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对照，并吸收国外清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二是增加过去没有的图录部分，而且这个比例占到12卷之多。清代社会的各种绘画、图像、地图、照片都将被收录进来，如《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图》、《耕织图》等，可以形象地再现当时的生活场景和人物肖像。尤其到清末照相技术已传入中国，这部清史将搜集20万张备选照片，以便将那个时代的“真容”呈现给读者。三是过去史书中人物只有官员，没有平民，这一次则要充分反映这些人物。如“样式雷”就将在这部清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家世代是杰出的建筑工匠，故宫、承德避暑山庄、清东陵、颐和园等中国建筑瑰宝都凝聚了他们的智慧。至于唱京剧的程长庚、谭鑫培等人也将被写入清史。四是在结构上创新。在清史主体工程之外，搞一个数量浩大的基础工程，在十年内整理出版清代档案和各种文献，数量达到20亿字，相当于三部《四库全书》的数量。这样，不但修了史，而且整理保存了一大批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以前修史都未能留下当年修史的根据，现在要把修史的根据完整保存下来，这是前所未有的。五是修史用语的创新，这次重修清史不再采用以前的文言文，而是简洁典雅的白话文。总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修史，也要结合时代的特点，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修出一部既客观反映清代历史实际，又符合时代特点的大型清史，使之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精品工程。
    五、戴先生，《清史》编修工作已经进行了六年，现在的进展如何？先后遇到了哪些难点问题，您和您的团队是怎样解决的？
    根据清史纂修规划，在2003年，我们经过广泛而充分的讨论，确定了清史纂修的体裁、体例；2004年进行项目立项。所有项目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用委托和招标等方式，确定项目负责人。目前，绝大部分项目都已确定了主持人，并按计划进入了撰写过程。在各类项目的主持人中，有中国内地的学者，也有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学者，他们都是清史研究中各个领域造诣精深的知名专家。
    清史纂修工作至今已经取得了许多阶段性成果。到2007年年底，共立项284个，其中，主体工程立项173个，基础辅助工程立项111个。此外，根据“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的原则，为了向清史编纂提供大量的清代文献与档案资料及可资借鉴的海内外清史研究成果，我们已经出版各类图书68种606册。其中，《文献丛刊》19种449册；《档案丛刊》5种108册；《研究丛刊》13种16册；《编译丛刊》15种16册；《图录丛刊》5种5册。另有《清史论著目录》、《清史译丛》等。这些出版的图书，有很多都是首次公开或首次出版的珍贵历史文献资料及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研究参考价值。
    预计到2010年左右，由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等5大部类构成的92卷以上的大型清史出版工程将进入初稿完成阶段。之后，将用两年时间对文稿整合、修改和集中，从而完成整个出版工作。具体来说，如文献出版方面，将有《清人诗文集丛刊》全套800册中的400册出版，篇幅最大的个人文集《李鸿章全集》达二千六百万字，近代实业家盛宣怀的原始档案约二千万字，《张之洞全集》也将面世。还将有颇具研究价值的《道光至宣统粮价表》(23卷)及刘鹗、汪中、陈全箴、薛福成、黄宗宪、李慈铭等人的文集和笔记整理出版。继广获好评的“图录”第一辑成功出版后，第二辑各部现已交稿，计有《皇舆遐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清代彩绘地图》、《烟雨楼台--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西集清代中国建筑图象》、《旧粤百态--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晚清画报选辑》、《巴蜀撷影--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清代历史图片集》等5部。
    说到编修中的困难，首先是史料方面的困难，比如鸦片战争这么大的事件，一方面我们的资料要齐，对方的资料也要齐，如把英国议院讨论的过程写出来，价值才会更高。我看过俄罗斯的材料，记载中国与俄罗斯划界时，写到中国代表崇厚，说“幸亏”中国代表团不懂外文，不懂得利用地图据理力争。如此看来，我们不仅要搜集中国史料，也要搜集外国史料。这是有别于过去二十四史的方面。要达到世界水平，不是关起门来写自己。为此，编委会计划在美、日、俄、英、德成立五个海外工作站。因为清朝在战争、贸易及思想文化上都和外国交往很多，所以，发动海外学者参与到修清史工程中来十分重要。中英早期的贸易档案，甲午战争中日本方面的档案，都需要到海外去调查。比如，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英国《泰晤士报》澳大利亚籍记者莫理循，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留下了大量关于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记载史料，王府井大街也一度以他的名字命名。这70箱日记，现在保存在澳大利亚图书馆，澳大利亚学者把全部复印件慷慨捐赠给中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这需要组织专家进行整理研究。
    撰写中难度比较大的项目有邦交志、宗教志等，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项目主持人。前者是因为国内研究力量薄弱，后者是因为项目过于庞大，所以准备将其再分解为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五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