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世纪初期，西域格局处于新的调整和重组中，唐王朝在西域的主导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后东突厥、吐蕃、大食、西突厥等势力与唐的关系日益复杂。唐朝为应对变化采取了较为积极的举措，尤其是北庭都护府的设置影响深远。在北庭都护府设置后的西域历史中，公元714年的所谓“北庭大捷”历来评价甚高，主要依据当属《册府元龟·帝王部·褒功第二》所谓“还京献俘”的记载。笔者认为郭虔瓘“还京献俘”似难成立，“北庭大捷”的性质充其量是一次规模有限的防御战。
    一、“北庭大捷”的相关记载与评说
    如众所知，有唐一代设置了为数众多的羁縻府州。中央对羁縻府州的管理，主要通过都督府和都护府进行，其中又以都护府为主。北庭都护府设置于长安二年十二月（703年1月），对此建制学界多有论述。①北庭区域的战略地位的升降同西域乃至周边形势的变化关系密切。
    自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平定高昌之后，北庭地区的战略地位开始明显提升。《新唐书·地理志》载：“北庭大都护府，本庭州，贞观十四年平高昌，以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部落置，并置蒲昌县，寻废，显庆三年复置，长安二年为北庭都护府。”②《新唐书·西域传》载：“初，文泰以金厚饷西突厥欲谷设，约有急为表里；使叶护屯可汗浮图城。及君集至，惧不敢发，遂来降，以其地为庭州。”③可见，“可汗浮图城”即“庭州”治所。其位置按清代学者徐松《西域水道记》记载，在现今吉木萨尔县城北的护堡子古城。④隋至唐初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主要是西突厥。按孟凡人先生的考证，可汗浮图城就是西突厥王庭的“北庭”，并认为可汗浮图城是东部天山北麓地区的重要门户，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西突厥对抗东突厥和唐朝的基地。⑤
    庭州战略地位的变动又与吐蕃、大食、西突厥、后东突厥等势力有关。正如薛宗正先生所论：“金山都护府的创立是因为昆陵都护府撤销以后，西、庭二州已直接暴露在阿史那都支政权的威胁之下，需要另行建立一个同昆陵都护府同级的军政机构。……金山都护府的建立，对屏卫和巩固唐朝的西北边防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⑥在金山都护府之后的北庭都护府及北庭大都护府的建立承担着唐朝屏卫西域北疆的重任。王小甫先生也论道：“从七世纪中叶开始，亚洲大陆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唐、吐蕃、大食关系史构成了七世纪中叶迄八世纪末叶亚洲强权政治史的主要内容。”⑦吐蕃、大食等势力由东、西两个方向向西域的渗透，使安西都护府难以协调天山南北的复杂局势，北庭都护府的建立及其地位的上升，最终形成安西、北庭二府南北分治的局面，成为唐朝控辖西域的重要变革。尤其是后东突厥默啜可汗继立之后，后东突厥汗国势力日益膨胀，西域地区成为默啜可汗重要的经略区域。
    由于北庭特殊的战略位置，使之迅速成为遭受重点围攻的对象。文献记载唐玄宗初年的北庭战争大略有三：
    其一，先天之战。《新唐书·褚谬传》载： “先天中，突厥围北庭，诏谬持节监总督诸将，破之。”⑧此战具体状况不详。
    其二，开元二年（714年）之战。《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开元）二年，二月，突厥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勤率众寇北庭都护府，右骁卫将军郭虔瓘击败之，斩同俄于城下。”⑨《新唐书·玄宗本纪》略同。⑩关于开元二年北庭之战较为详细的记载是《旧唐书·郭虔瓘传》：“郭虔瓘，……开元初，累迁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二年春，突厥默啜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勒率精骑围逼北庭，虔瓘率众固守。同俄特勒单骑亲逼城下，虔瓘使勇士伏于路左，突起斩之。贼众既至，失同俄，相率于城下乞降，请尽军中衣资器杖以赎同俄。及闻其死，三军恸哭，便引退。……虔瓘以破贼之功，拜冠军大将军，行右骁卫大将军。……虔瓘俄转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大夫、四镇经略安抚使，进封潞国公，赐实封一百户。”(11)《新唐书·郭虔瓘传》略同。(12)而与汉文文献就战争结果记载完全相反的是《毗伽可汗碑》，其曰：“三十岁时，我出征别失八里。我交战六次，……我将其军队全部摧毁。那里的全体居民，……否则会被消灭，……前来邀请。这即是别失八里避免（被毁）的原因。”碑文的“别失八里”即是唐代的“北庭”。毗伽可汗生于684年，故三十岁当是开元二年（714年）。(13)因此，芮传明先生推测：“毗伽可汗可能曾在当年对北庭进行了另一次征战。”(14)
    其三，开元三年（715年）之战。《唐会要·北突厥》记载：“开元三年，默啜既请和称臣，至是复围北庭。”(15)《沙州文录附录》收《李慈艺授勋诰身》也说：“瀚海军破河西阵、白涧阵、土山阵、五里堠阵、东胡祆阵等总六阵，准开元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敕，并于凭洛城（属北庭）与贼战斗，先后叙功六阵，比类府城（指北庭城）及论台（轮台）等功人叙勋则令递减，望各酬勋拾转。”(16)说明开元三年北庭仍是战事不断。
    关于开元二、三年的北庭之战，薛宗正先生在其《突厥史》一书中指出：“开元二年（714年）春二月，突厥主将默啜子同俄特勤急于求功，单骑驰至北庭城下，为唐朝伏兵邀斩。……在北庭大捷的鼓舞下，朝中主战派势力再度兴起，纷纷进言北伐。”“本来，突厥的西线军事一直由默矩、阙特勤兄弟主持，西征铁门关之役后二人被罢黜，默啜子泥涅可汗亲主其事，……开元三年（715年）默啜子泥涅可汗与吐蕃联合，再次围攻北庭，结果遭到惨败。……是年冬，玄宗亲置酒慰劳还京献俘的郭虔瓘，庆祝这一重大胜利。”(17)薛先生在《安西与北庭》一书中又有所变化，认为开元三年二月郭虔瓘入朝献俘，“留不遣”。而突厥默啜政权再次进攻北庭的主将是默矩，不是泥涅可汗，且此时北庭唐军似由瀚海军经略使汤嘉惠统领，定边道大总管阿史那献等军队策应，击溃默啜可汗的进攻，此时的郭虔瓘应在并州，与开元三年之战似无直接关系。(18)
    可见，文献所见唐玄宗时期突厥围攻北庭之战，至少有三次，且时间排列紧密。比较而言，开元二年（714年）的记载较为具体。那么，如何评断开元二年的北庭之战呢？薛宗正先生的“北庭大捷”的定位是否准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