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史界（以至整个史学界）存在并行不悖的“分”和“合”两种倾向。在学科越分越细、课题越来越专的同时，出现了全方位、长时段综合考察的研究取向。我当时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工作，分析学术动态、组织学术讨论也是我们的工作之一。我们认为学科细分固然是研究深入的要求，而综合和贯通的研究取向尤其值得注意和提倡。这是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人类物质文明虽然取得巨大进步，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因此经济与环境、资源、人口、社会等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共识，综合性的科学研究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不少经济史学者自觉地把经济史研究与环境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等结合起来。又，建国以来，历史研究主要是按断代进行的，经济史研究亦大体如此。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繁，按断代收集材料和进行研究有其方便之处，事实上，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共同为通史研究提供良好基础。但断代研究也有其局限性。历史研究者早就有研究清史的不懂明史叫“清史不明”，研究明史的不懂清史叫“明史不清”的说法。经济史不同于政治史，政治史表现为大量政治事件的堆积，经济史虽然也要研究一些重大事件，但主要要搞清经济结构、经济形态和经济过程，更需要有中长时段的研究。为此，从1993年起的十多年，我们联合京内外的学者举办不定期的小型学术研讨会--“经济史论坛”。参加者有研究不同断代史和不同专门史的，有研究中国史的，有研究世界史的，也有研究现实经济的。每次就一个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多学科和长时段的研讨。“经济史论坛”受到学界的欢迎，收到较好的效果，它弥补了不同专业、不同断代研究者各自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与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古今中外法”联系起来，我当时并不知道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文章。直到新世纪初我读到毛泽东同志的文章以后，才豁然开朗，觉得我们的做法是符合“古今中外法”精神的。
    这一事例再次说明了“古今中外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在要求，不管研究者是否明确采用这个术语和是否自觉到这一点。
    三
    我国近代意义的农史研究，萌发于十九世纪初，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则形成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它是在“整理祖国农业遗产”⑦ 的旗帜下发展的。1955年4月农业部主持召开“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吹响了农史研究的进军号，接着，成立了第一个专业的农史研究学术机构--农业遗产研究室，该室编辑的第一份农史研究的学术刊物亦以“农业遗产研究”命名的。“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口号的提出，显然与毛泽东同志的论述和指示有关。早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就论述了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地总结和继承我国珍贵的历史遗产的重要性。1939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华民族是有“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历史遗产或称文化遗产，区别于近人所称之“自然遗产”。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又提出“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以“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任务。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关于“古今中外法”的讲话虽然是对文艺工作者说的，但继承古代遗产为“今”所用的精神是适合于一切遗产的。而农业遗产正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的召开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成立，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指导，实际上体现了毛泽东主席的思想和意图。这两件事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酝酿、制定和颁布基本上同步。提出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目的，是为新中国农业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也符合毛泽东同志“古为今用”的一贯思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中国的农史学科是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在“古今中外法”精神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的。
    在农史学科的发展中，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宽，“农业遗产”概念相应有所演进，我们也可以在其中发现它与“古今中外法”的某种联系。
    在新中国的前十七年，农业遗产的整理的重点是古农书整理校注和传统文献中农业史资料的搜集，这方面的工作很有成效，为农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农业遗产”的概念并非只是指古农书和有关文献，而是把农民历代相传的实践经验包括进去的。农史界的领军人物万国鼎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指出由于农民不能像医生那样自己著书立说，他们的宝贵经验能被农书记录下来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因此，在整理农书的同时，“必须广泛而深入地调查研究那些世代流传在农民实践中的经验和实践后获得的成就”。（万国鼎：《祖国的丰富的农业遗产》，人民日报1956年8月4日。引文转自《万国鼎文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页）另一位农史界前辈学者王毓瑚也有类似论述。在他们看来，“农业遗产”不但包括已经定格的文献和文物，而且包括仍然活在农民实践中的经验和创造。
    这些“活”遗产相当一部分保留在农谚中。农业部1958年开始组织大规模的农谚收集工作，由农业出版社吕平主持整理，从收集的10万余条农谚中归并整理为31 400余条，编成《中国农谚》上、中、下三大册，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完备的农谚资料集。⑧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陈恒力对《补农书》的整理也值得一提。陈恒力是延安时代的老红军，只读过小学，靠自学达到可以整理农书的水平。他和助手王达多次深入《补农书》的“故乡”杭嘉湖地区调查，把农书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写成了很有特色、很有份量的《补农书研究》，该书至今仍然是研究明清农学史、经济史和江南地方史必读的参考书。这位可敬的老红军开创了农业遗产整理的一种方向。毛泽东同志的“古今中外法”在延安是广为流传的，陈恒力在延安期间不一定听过毛泽东的有关讲话，但他一定了解毛泽东的有关主张，他的工作直接体现了古今结合、古为今用的精神。
    在1978年以后，农史研究进入发展的新阶段，农史学科在研究范围、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上，都大为拓展。除原有的农书和农业文献外，考古文物成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农业考古还发展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利用民族志、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调查等“活”材料研究农史也有长足发展。1993年11月，长期从事农谚收集整理的吕平同志在农史学会第六次学术交流会作了《建立农业考现学刍议》的发言。他所说的“农业考现”是受到“农业考古”的启发而提出。可以认为“农业考现”是相对于“农业考古”而言的，但这里的“古”已经不但包括地下文物，而且包括传统文献。“考现”是指发掘、利用、研究传世文献和考古文物之外的存在于“现世”的“活”资料。为什么要“考现”呢？历史是无限延续的，传统和现实不能割断，在现实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中不乏与传统有关的因素和事物，或者是传统的传承，或者是传统的发展，或者是传统的变异，或者是传统的残片；它们有的表现为实物形态，有的表现为习俗、技艺、谣谚、信仰等等。中国又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自然环境差异很大、经济政治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经济类型纷然杂陈，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十分丰富和十分珍贵的“活”材料。农史界早有重视“活”遗产的传统，改革开放以后，这一传统又有新发展。“考现学”是在这些实践基础上所做的新概括，是农史学界“农业遗产”概念的一个发展。
    吕平同志提出“考现学”时已经年届八秩，他没有来得及把它系统化和具体化就离开了人世。但吕平身后事情的发展却为“考现”提出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前瞻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汹涌澎湃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使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损害，威胁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发掘和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2002年联合国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保护项目。如何遴选和确定“全球重要农业遗产”？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它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些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可见，能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保护项目的农业遗产，是在现实生活中传承和发展的，而不是只存在于历史的。它属于农业遗产中的“活”遗产的一部分。项目的上述要求与中国传统农业的实践及其形成的传统农学的理念是一致的，它说明中国传统农学在现代化过程中仍然有其合理性和生命力，也说明了继续发掘和利用传统农业的“活”遗产十分必要，具有现实意义。“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保护项目的提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保护利用“活”的农业遗产开辟了新的路径，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推力。
    作为“考现”对象的“活”遗产，与固化了的文献、文物，共同构成“农业遗产”鼎足而立的三大领域。文献、文物、固态、活态的遗产不是相互孤立的，可以结合起来，互补互证。这不但是研究资料的开拓，而且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其意义超越了农史研究的范围。而它的理论根据正是“古今中外法”的“古今相续相涵”和“古今互补互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