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实行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在市场上，二者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主币和辅币的关系。它们之间的比价主要由其金属价格和重量、成色来决定，有时也受供求关系之影响。在研究银钱比价波动问题时，我们发现有一个规律，但凡在战乱时期，但凡在自然灾害时期，流通领域通常会出现“银贱钱贵”的现象。探索这一规律的成因，对于认识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一、荒歉时期银价突然下跌的若干事例
    在清代，伴随着重大自然灾害和战乱的发生，流通领域一般会出现“银贱钱贵”的现象。这一流通规律的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清代的货币运动，而且对于认识清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很有帮助。这里我们先看一看荒歉年代发生的银价下跌事例。
    (一)1627年(清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在满族贵族控制下的东北地区出现了严重饥荒，“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良马一，银三百两；莽缎一，银百五十两；布匹一，银九两。盗贼繁兴，偷窃牛马，或行劫杀。”[1](卷三，天聪元年九月戊午条)
    《皇清开国方略》也如是说：“(天聪元年六月)戊午，发帑赈饥。时大饥，斗米价银八两，国中银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良马一，银三百两；牛一，银百两；莽缎一，银百五十两；布一匹，银九两。盗贼繁兴，窃马牛，或行劫杀。”[2](卷十,P34)
    从上述这两段史料来看，在饥荒时期，“诸物腾贵”，属于正常现象，可以理解。但“国中银两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却是一个很有趣的金融现象。
    (二)1737年，巡视南城御史王文璇奏报：“近日京城内外，钱价日昂。”在他看来，京城的钱价昂贵是由钱少造成的。他说：“臣遍行访察，缘自七月以来，雨泽过多，民间乏食，争向五城米厂籴买恩发平籴官米，计八、九两月解入户部买米钱文已至二三万串，未经发出，民间转运自觉短少，更兼奸商闻有恩旨借给兵饷，居奇囤积，希图重利，奸牙串通，高抬时价，以致日渐昂贵。”[3]王文璇知其一不知其二，钱商囤积居奇是假象。真实的原因在于，在自然灾害的袭击下，由于商品供应突然断绝，日常小额贸易发生严重问题，在这一领域作为媒介的制钱无法迅速完成周转，流通频率随之发生问题，一下子紧张起来。市场上之所以产生制钱缺乏的现象，这是关键的问题。至于钱商囤积居奇，有意抬高市价，那也是他们利用了制钱供应紧张的局面，无非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
    (三)1749年(乾隆十四年)，漕运总督瑚宝认为，长期以来各省“银贱钱贵”，主要是民间制钱数量太少造成的，而制钱之所以减少则是奸徒毁钱的结果。“欲杜盗销之源，必杜毁钱之利”。为此，他建议：“请仿照以一当二之法，将钱文铸重一钱六分，并于钱文内铸明二厘字样，则每钱百文止重一斤，毁之仅值银二钱，不惟无利，而反折钱四十文。”[4](卷三四一，乾隆十四年五月戊辰条)这种把铜钱作为辅币，其价值与银两直接挂钩的主张，已经接近于西方银本位制思想，在货币史上很有价值。
    乾隆皇帝接到瑚宝的奏折后，认为他的建议“是欲杜盗销之一弊，而更滋盗铸、盗销之二弊”，拒绝采纳。在乾隆皇帝看来，“钱价时有低昂，此亦与年丰相为赢缩。当时和年丰，百昌滋殖，物阜直贱，钱价自平。至立法之减轻、加重，当十、当百，皆前此所讲论。一法行而诸弊起。但经置议，民间即受钱贵之累，不如以不治治之。”[4](卷三四一，乾隆十四年五月戊辰条)
    这里我们暂且不讨论弘历与瑚宝的主张孰是孰非，需要关注的则是乾隆皇帝把钱价的高低与粮食的丰歉收成相联系。“当时和年丰，百昌滋殖，物阜直贱，钱价自平”。推而言之，在灾害之年，粮食歉收，物价飞涨，钱价必定昂贵。当年的乾隆皇帝已经明确意识到自然灾害与钱价波动关系密切。只要出现天灾，粮食歉收，物价飞涨，钱价就会昂贵，这是一个关于规律性的认识。这一结论与下文所述林则徐关于“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跌落”的认识完全一致。
    (四)1771年秋天，直隶省近京各州县出现水灾，河水冲毁大量农舍和庄稼，旋即出现“钱价腾贵”的局面。由于需要修理河堤，工部划拨白银五十万两。为此，工部尚书裘曰修奏请将其中一部分在京师换成制钱，带往灾区[5]。
    (五)1801年7月，“京师大雨，西北诸山水下注，永定河骤涨，冲决堤岸，淹没村舍和庄稼。这场水灾似乎相当严重，直隶省被灾州县达到123个，其中较重的州县有香河、霸州等35县。由于永定河靠近首都，必须尽快堵住决口，广储司立即划拨2000两，作为抢险工钱。“因钱价昂贵，每两合制钱九百六十八文，共合制钱一千九百三十六串。”[6](卷二,P239)而在此两年前，每两银价尚在一千二百文左右[7]。
    (六)1802年，京师“银价日贱，钱价日增”[8](卷九十九，嘉庆七年六月丁卯条】。给事中鲁兰枝认为，这是当年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本年麦收不足六七分之数”；“物价倍之又倍，物力艰且益艰”。为此，他以节约靡费为由，奏报嘉庆皇帝，请求停止本年木兰围猎之行。嘉庆皇帝认为钱价昂贵，既与“国家生齿日繁，物力艰难”有关，又与镇压白莲教，“所发内帑过多”有关，也与自然灾害有关，因此拒绝纳谏。理由是木兰行围是国家大典，寓意深远，不能因为粮食歉收，钱价昂贵而停止。何况即使停止木兰行围，也改变不了歉收局面。“固不因行围而物价顿增，亦岂因停围而遽能平减耶!”“言官之言必当听，若不经之瞽说，朕亦不肯沽纳谏贤主之名，听而用之耶。”此处，我们对于君臣二人的主张不必给予是非评判，需要关注的是，二人都认为自然灾害与“银价日贱，钱价日增”有密切关系①。
    (七)1803年(嘉庆八年)，河南每两白银只能兑换“七百二三十文”，这样的银价要比其他省区低得多，很不正常。查阅历史资料，我们得知，河南当年的社会经济受到了双重破坏，既遭受了白莲教起义产生的政治动荡的冲击，又受到了当年夏天旱灾、蝗灾和黄河漫溢的严重影响。是年春天，旱魃袭击河南，大面积缺少雨水，夏粮歉收。然而，祸不单行，接着又遭受蝗灾。夏天，蝗虫在江苏沿海地方迅速孳生，而后迅速向周边省区飞行，豫东也受重灾。据河南巡抚马慧裕奏报，蝗虫自考城东北一带入境，飞向豫东虞城、商丘、宁陵、睢州、兰阳、陈留、祥符等处地方，又造成八州县粮食歉收。[8](卷一百十五，嘉庆八年六月壬辰条)秋天，又遭黄河水灾。10月24日(九月初九日)，大雨昼夜不停，河水陡涨，卫粮厅属衡家楼地方南岸忽生滩嘴，挺入河心，将全河大溜逼向北岸，冲刷河堤。27日夜间风雨大作，溜势益猛，河堤告急，派人抢修。27日下午，正在抢修之际，堤身突然倾倒，登时过水三十余丈，由于地势建瓴，东西两岸冲刷，漫口逐渐扩大至一百八十余丈，河水大溜途径长垣，侵及直隶、山东，淹没大量房屋和田地，并于张秋横穿运河，东趋盐河，至利津入海。[8](卷一百二十一，嘉庆八年九月庚戌、庚申条)水灾发生后，嘉庆皇帝立即颁发谕旨，免去嵇承志河南巡抚职务，令马慧裕接任，全力整顿河务。正是这一连串灾难，使河南经济遭受重创，钱价陡长。“自衡工漫口以后，省城钱价骤昂，每银一两不过易钱七百二三十文。”[9]由于钱价昂贵，官府拨付25万两白银抢修险工，如果兑换成制钱发放土方工钱，钱数势必大减，担心民工滋事。河南巡抚马慧裕奏请适当提高银价，按照水灾发生之前的银价(850文)发放引河民工工钱，得到皇帝批准。
    (八)1841年8月，开封银价在水灾之前通常是一千六七百文。8月2日(六月十六日)，黄河在开封附近决口，大水很快包围了开封城。二天后开封“银价骤减，每两易钱一千文，复减至八九百文，较平时几减至大半，粮价腾贵，米面俱价增一倍，蔬菜全无，城市几于罢市”。5天后，银价“愈降愈下，甚至每两只肯换钱六七百文，是银贱钱贵，较平时相去倍而又倍。以极难得之钱，买倍贵之物”。一个月后，开封府为解决制钱流通的困难问题，不得不专门设局征收制钱，试图缓解“银贱钱贵”的金融恐慌[10]。
    (九)1846年8月，林则徐被调到陕西当巡抚。这位在鸦片战争时期曾经认为“银贵钱贱”由于鸦片偷漏白银，并力主严禁鸦片，积极领导抗英斗争的伟大爱国者，在到达西安三个月后，发现了一个令他不可思议的问题。他说：“本年七月内，臣甫到西安省城，每纹银一两可换制钱一千八百余文，迨至九十月间，每两仅换一千二三百文不等。较前两月顿减五百余文之多。众人皆以为诧异，访询其故，则佥称：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跌落……且当陕省银贱之际，邻省银价仍昂，而未闻有市侩贩钱来陕买银，以图获利者。”[11](奏稿下,P492)仅仅由于粮食歉收，就能导致银价在几个月内“顿减五百余文之多”，并且还是一种必然的规律--“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跌落”。
    (十)1851年9月15日(咸丰元年八月二十日)，在徐州丰县三堡以上处所黄河首先出现漫水，转致堤身坐蛰，很快刷宽至四五十丈，接着漫口迅速扩大至一百八十五丈，河水均由三堡决口漫溢而出，掣动大溜，分作两股，奔涌人海。[12](卷四十一，咸丰元年闰八月甲午条)此次，黄河决口对于丰县、沛县等处造成严重损失。为了尽快堵住决口，两江总督拨银四百万两，准备动员数十万民工，以工代赈。此前，苏北每两银价在二千三四百文，黄河决口之后迅速跌至一千五六百文。两江总督陆建瀛意识到民工需要的是制钱，而钱价增昂，不利于发放工钱。“目下每银一两仅易制钱一千五六百文，雇役夫料皆须用钱，似此情形，是四百万两只当三百万之用。更恐市侩居奇，益形亏短。则平钱价，尤为急务。”[13]他还在奏折中明确指出，“向来兴举大工，往往银价骤落，钱价骤长。”于此可见，凡是黄河出现决口，需要兴举大工，必定会出现“银价骤落，钱价骤长”的现象，这是一种定律。
    (十一)1876年(光绪二年)，一场特大旱灾开始袭击华北地区。此次大旱不仅时间长，而且范围大，后果特别严重。从1876年开始出现旱象，到1879年解除，旱灾持续了将近四年；重点受灾区是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和山东等五省，同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旱灾导致农田大面积绝收，寸草不生，饥饿人群无处逃生，饿死的人竟达一千万以上!此次大旱以1877年、1878年两年最为严重，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人们称之为“丁戊奇荒”。又因为河南、山西旱情最为严重，又称其为“晋豫奇荒”。在旱魃肆虐时期，商贾阻滞，贸易不通，市廛一派萧索，出现奇怪现象，“银价骤坠，银贱物贵”[14]。“钱市不敢多收银，典肆不敢多典物”。人们的求生欲望胜过一切，在饥饿的逼迫下，各种奇异的现象随处发生，见怪不怪。
    上述事件显然都是孤立的，彼此之间看似缺乏联系，内中却隐藏着一个定律：凡是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袭击的地区，凡是商品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市场，伴随着粮价与物价的高涨，流通领域通常会发生“银贱钱贵”的现象。无论是乾隆皇帝所说的“钱价时有低昂，此亦与年丰相为赢缩”，还是林则徐所说的“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跌落”，还是陆建瀛所说的“向来兴举大工，往往银价骤落，钱价骤长”，这些说法绝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尽管表达方法有所不同，却都是关于灾荒时期发生“银贱钱贵”流通现象的归纳和概括。
    仔细观察上述灾荒事例，可以发现，其中一些事例的“银钱钱贵”都是突然发生的，并且都是在当地货币数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发生的。例如，1803年，黄河在衡家楼漫口，河南省城开封钱价骤昂，每银一两不过易钱七百二三十文。1841年8月黄河在开封附近决口，大水很快包围了省城，开封城内突发的银贱钱贵，显然没有受到银两与制钱运出运入的影响。1846年8月，陕西发生“银贱钱贵”之后，林则徐为此专门进行了调查，结果却是“未闻有市侩贩钱来陕买银，以图获利者”。1851年，黄河在徐州丰县的决口也是这样，黄河决口之后每两银价由二千三四百文迅速跌至一千五六百文。在其余事例中，当“银贱钱贵”发生时，货币数量究竟有无改变，难以判断。
    历史的记录是后人对于历史事件的观察和体悟，无论这种观察角度多么全面，无论这种体悟多么深刻，由于事物复杂性的限制，由于主观因素的限制，任何人对历史事件的观察都难以做到面面俱到，任何人对于事物本质的体悟都难以做到百分之百的真实。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的记录都是不完整的。关于荒歉时期的银钱比价波动情况也是这样，大量的荒灾记录，却很少涉及流通领域的银钱比价变化。我们所列举的这些资料显然只是冰山的一角，要得到确切的答案，还需要更丰富的资料和证据。检验我们的理论前提，看看是否隐藏着未经证实的先验的假设，乃是当今社会科学首先考虑的一个程序。笔者对于灾歉时期银价变化的各种情况非常留意，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例相反的记录。
    现在的问题是，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是充当价值尺度的银两与制钱同时购买力减低?为什么单单是白银贬值，而制钱反而要升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