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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社会动荡时期银钱比价变化规律之探析(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 王宏斌 参加讨论

二、战乱时期银价下落的事例
    仔细观察有清一代银钱比价的变化,可以发现,每当国内政治局势发生大动荡之时,物价开始暴涨,随之发生短暂的银价腾贵的现象;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卷入战争的地区商品经济遭受严重破坏,银钱比价就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紧随着银价腾贵,便是银价的持续大幅度下跌。银价下跌,钱价上涨的幅度之大,一般会大大高于战争爆发之前的水平。这与自然灾害袭击下局部地区发生的“银贱钱贵”现象一样,也是一种规律。
    (一)“三藩之乱”时期的银价暴跌。此次银价变化先是大幅度上涨,接着是暴跌。1673年(康熙十二年),银价暴涨至3000余文,而后是持续不断地下跌,到1684年(康熙二十二年)下跌至每两换钱850文,“定例每钱一串值银一两,今每银一两仅得八九百文不等”[15](卷一百十六,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丙寅条)。而后徘徊在800~900文之间,“官钱每千几值纹银一两二钱矣”[16](卷七,P195)。直到1691年,银价才再次出现大幅度增长,前后持续了16年。这是清朝的第一个所谓“银贱钱贵”时期。
    关于这一时期银钱比价波动情况,清初文人叶梦珠曾经分析指出:“四月,闻八闽之变,三吴钱价顿减,初犹五六钱一千,后直递减至三钱。积钱之家,坐而日困,典铺尤甚。有司严禁曲喻之而不可挽。十五年以后,封疆渐宁,钱价以次渐长。十七八年之间,每千价银又兑至八钱七八分及九钱二三分,几乎厘钱矣。”[16](卷七,P195)在他看来,这一时期的银钱比价变化与“三藩之乱”有密切关系。银价在三吴地区的暴涨和暴跌是“八闽之变”的结果,银价在后来渐趋稳定也是“封疆渐宁”的结果。这种看法虽然只是直观的描述,缺乏深度的理论思辨,然而却很有道理,因为它触及了流通领域的一个规律性问题。
    (二)1746年(乾隆十一年),陕西巡抚陈弘谋奏报说:“陕西钱价向来每银一两易钱八百文以上,近则只易钱七百二三十文,其昂贵为历年所未有。”[17](卷五十三,P27)然而这并非是该省银价的最低点,两年后,“西安省城每银一两止换钱六百十余文,各省未有如此贵价者”[18]。西安此次银价下跌,钱价增昂,既是由于四川大规模用兵,又是由于历年“陕省积歉”造成的。1747年,四川大金川土司莎罗本起兵反抗,清廷派遣重兵前往镇压,大兵经过陕西,该省供役浩繁,政治动荡,加之自然灾害袭击,连年歉收,市场混乱,“钱价之昂为历来所未有”[19]。为了平抑钱价,陕西巡抚将2880串钱文立即投入市场,“省城有此钱文易银,市价日渐平减。上年冬内每银一两易钱六百余十文,今则每银一两易钱七百余十文。”[19]经过官方干预,陕西省的银价仍然没有恢复到“向来每银一两易钱八百文以上”的水平上。
    (三)乾隆初期,大小和卓木相继在新疆发动叛乱,战火燃烧至甘肃一带。1754年(乾隆十九年),清廷派遣军队平叛,历时七年之久,打败叛军,活捉大小和卓木,天山南北完全归入清朝版图。战前,西北各省每两银价大都在800~900文之间,“甘肃一带,向因钱少,价本昂贵”。战乱发生后,“钱价益见昂贵,每银一两仅易钱六百文”[20]。战争时期,西北一带经济破败不堪。“甘肃地方连年办理军需,以致兰、凉、甘、肃一带钱价昂贵……每银一两易钱六百七八十文至七百四五十文不等。”1759年,兰州一带又遭受旱灾袭击,在战争与灾害双重打击下,经济再度遭受重创,钱价高腾,“每银一两仅易钱五百七八十文至六百二三十文不等”[21]。这是清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银价最低点,钱价最高点。
    (四)乾隆后期,天地会活动比较活跃,清廷视其为异端,必欲除之而后快。天地会众被逼无奈,只好起兵反抗。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在台湾率众起义,攻克彰化,建立政权,年号天顺。天地会众庄大田在凤山起义响应。清廷派出大批军队前往镇压。当时,清军在台湾遇到的困难之一就是“钱价增昂”。1787年12月7日,福建巡抚徐嗣曾奏报说:“台湾自用兵以来,车运军装夫脚并给发义勇口粮,在在需用钱文,以致钱价增昂,即内地亦有日增之势,恐将来逐渐增昂,于民用官需均有窒碍,不可不急筹调剂。“[4](卷一千二百九十一,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壬戌条)为此,他请求朝廷敕令浙江、江苏两省各借拨制钱十万串,尽快解送福建,以济要需。1788年春天,浙江解送的第二批制钱五万串尚未运到,闽浙总督李侍尧已奏报,“军务已经告竣,闽省钱价已平。”关于此次台湾战乱的钱价增昂幅度有多大,在奏报中没有提及确切的数目。
    (五)乾嘉之际,在华北市场上,白银一两通常可以兑换制钱一千三四百文,清廷为此采取了许多措施,试图将银钱比价维持在白银一两兑换制钱一千文的水平上,然而很难奏效。1796年(嘉庆元年)春天,白莲教起义烈火迅速蔓延,清廷闻讯立即调动大批军队前往镇压。这场战争历时九年之久,战争波及川、楚、陕、豫、甘等省204个州县,清军副将以下将弁被击毙400余名,提镇等武职大员20余名被杀。战乱使中国的商品经济遭受重创,长江上游地区满目萧条。随着时间的推移,银价一步步下跌。到1799年,西安府,“库平每纹银一两换钱自一千五十文至一千一百二十文”[22];受此影响,京师的银价也大幅度下跌。“近来市价较昂,四月以前每库平纹银一两易制钱九百二三十文不等,现在时价库纹一两易钱八百九十余文至九百一二十文不等。”[23]
    战争时期,清廷从16个省征调了大批军队,耗费军饷2亿两,相当于4年的全国财政收入。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国库存银之多,空前绝后。康熙中年,国库存银已经很多,四十五年、四十八年有银5000余万两,超过前代。雍正七年八年,库银有6000余万两,又超过了前代。乾隆时期,国库存银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持续稳定。乾隆三十七年,户部银库存银多至8000余万,超过了雍正朝,前代各君更加无法与之比较。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库银有8000余万两;四十一年十月,部库存银6000余万两;四十二年正月,库银还有7000余万两;四十六年八月,库银有7000余万两;四十九年八月,库银7000余万两;五十一年闰七月,7000余万两;六十年,7000余万两。与此同时,“各省藩库,积存充裕”。各省布政使司的藩库存银,也非常多。乾隆二十八年,广东藩库的“田房税契银两”积至120余万两之多。三十六年,陕西藩库贮存之银“现有四百三十三万三千余两”。四十七年,浙江藩库存银101万余两。四十九年,河南藩库存银250余万两,甘肃有470余万两。五十年,山东藩库有银396万余两。正是由于乾隆时期国库、藩库贮藏的白银数量巨大,使嘉庆皇帝在镇压白莲教起义时,可以通过军饷的支出,向社会大规模投放白银。
    短短几年间,川、楚、陕、甘、豫五省的市场上突然增加了2亿两白银,必然对各种物价造成影响,对于流通领域的银钱比价造成相应影响。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动荡时期,在商品市场受到扰乱的地方,货币运动与和平时期不同,制钱的价格将有所增昂。有许多例证,可以互相佐证。
    (六)1826年(道光六年),张格尔带领叛匪,进犯阿图什,煽动当地群众叛乱。新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派遣军队进击,驱逐叛军。张格尔勾结浩罕,请兵一万余人攻打喀什噶尔,城破,庆祥自杀,南疆告急。道光皇帝调集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和四川五省3万清军前往平叛。1827年,彻底击垮叛军,捕获张格尔,收复南疆等失地。此次战争,历时两年,战乱波及地区,经济破败,市场混乱。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常格奏报说:“回疆自去年军兴以来,银价渐贱,钱价渐贵,兵丁所关,银两换钱无多,当差日形拮据。且街市普钱缺乏,商贾亦苦于不能流通。”[24]
    (七)1832年11月3日(道光十二年闰九月十一日),天地会会众张丙、黄城、陈办、陈连等人在台湾再次发动起义,分别逼近嘉义、彰化等处。清廷一面下令驻台军队全力镇压,一面派遣瑚松额率领厦门清军迅速渡台督剿,同时还调集河南和陕西清军,开赴台湾。最后,张丙等人被擒杀,天地会起义再次失败。此次战乱持续三月之久,导致嘉义、彰化等地经济遭受重创。[25](卷二百二十八,道光十二年二月辛未条)据参与镇压天地会起义的周凯记载,1833年,“六月,奉程制军(程祖洛)调署台湾道事。七月七日,任事。十月二十日卸事。在任百余日,搜获余匪,斩枭凌迟者八十余人,中间小乱三,俱即扑灭。十月初,钱价一日顿长三倍,四远居民,纷纷搬移入城,谣言蜂起,不知所自”[26]。在战乱高峰期,“钱价一日顿长三倍。”这种极为反常的金融现象,显然不能用制钱数量的增加和减少来解释。
    (八)1840-1842年爆发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也是存在的。1839年,远离战场的直隶银钱比价已经达到1679文,战争打响后,该地银钱比价逐渐下跌,1840年,每两白银可以兑换制钱1644文;1841年,只能换到1547文;1842年,所换制钱不过1572文。[27](P36)京师的银钱比价发生的变化更大,“即以道光二十年论,都中银价每两换制钱一千三百文”[28]。浙江的银钱比价变化也很大,1841年,有人奏报说:“上年冬间,商贾用银较多,骤长至一千六百文。幸为日不久,旋即减落。本年二月以后,又渐长至一千五百七十文,迄今未见减贱。”[29]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主要在沿海沿江等局部地区进行,时间短暂,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也有限。
    (九)太平军与捻军起义时期的银价暴跌。1854年,全国大部分省区的银价上涨到2500-2600文,或2700-2800文,有的省甚至高达3000文②[29]。这完全符合人们关于“咸丰三四年而极”的说法。然而这种情况从1855年突然发生变化,银价大幅度跌落,江浙地区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银价下跌到1100文③,与该地区最高年度(1853年)的2600文相比,下降了1400-1500文;1854年湖南的银价是2600文,1856年湖南的银价下跌到1600文[30](卷八,P70),短短两年时间就相差1000文;其他省区大抵如此。所以,全国银价在1858年以后10年间,大致都保持在1400文上下④,与1854年相差1000-1100文,银价下跌率约为38%-42%。在短短几年时间内,银价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下跌,实在令人感到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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