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就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明确要求。我国史学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就要认真审视我国史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坚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体现原创性和时代性、体现系统性和专业性，大力推进我国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创新。这是历史研究者的时代责任。
    认真审视我国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的不足
    长期以来，许多历史学家为了揭示中国历史的本来面貌，作出了很多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毋庸讳言，解释中国历史的许多基本观念和分析框架都直接来自近代西方，不少又是经过日本阐发再转进中国的。这些新的观念和分析框架推动了中国新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却又常常妨碍我们对中国历史本来面貌的认识。至于我们对世界历史的解释更是如此，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根本没有条件从第一手资料出发直接对世界历史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然而，近代西方世界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许多都是很片面的。比如，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观点，就是中国发展至少从元代以后就已经基本停滞了。他认为，中国是土地最肥沃、耕种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处于停滞状态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中国历史作出了更加彻底的否定性评价。比如，他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历史基本上是没有发展的，中国社会没有像西方社会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分化，中国是一个专制的、文化已经僵化的国家。亚当·斯密与黑格尔当时所接触到的有关中国历史的知识都非常有限，而且许多知识都相当片面，他们的论断其实很大程度上只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观念和想象作出的臆断。但这些论断符合西方向东方、向中国进行殖民扩张的需要，因此逐渐成为西方中国观中的主流意识。
    日本明治时代在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是福泽谕吉，他最著名的一部著作就是《文明论概略》，把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分为混沌期、野蛮期一直到开化期。在他眼里，中国以及明治维新前的日本都处于文明的未开化期，他就是按照这样一种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日本现代中国学的众多奠基者对中国历史比欧洲学者要熟悉得多，他们不断将亚当·斯密与黑格尔等人关于中国历史的论断进一步具体化、系统化。这些论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国的学者。比如，清朝末年的梁启超称中国为“世界中濡滞不进之国”。这样的观点显然是受到亚当·斯密、黑格尔以及当时日本学界流行观点的影响。
    苏联在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解释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斯大林。当时，托洛茨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已经相当高，斯大林认为中国是一个封建主义很强的国家。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程度的估计关系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发展阶段等问题，所以对中国历史如何解释就成为一个事关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围绕大革命为什么失败，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矛盾和争论一下子激化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谁来负？中国国内、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很激烈，于是爆发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最终大体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作了结论。后来，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主持下编写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宣布该书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唯一正确的解释。在很长一个时期，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事实上只能按照斯大林给出的观点进行。
    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我国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从美国、欧洲留学回来的一大批学人，在历史研究中引进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话语表述。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年鉴学派，从结构主义到新社会史、新文化史，都被当作创新的成果介绍进来。他们特别崇尚另辟蹊径的微观研究、个案研究，热衷于解构先前各种被视为本质、共识的观点或认知。这些研究大体上从属于欧美近数十年来所流行的现代及后现代话语体系。他们的研究对我国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的转变影响很大。
    现在，西方的中国学已大大突破了他们的先辈亚当·斯密与黑格尔那些旧说。可是，我们仍有一些学者至今仍常常把这些先辈的旧说当成不可动摇的结论，继续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前提。对欧美近数十年来所流行的现代及后现代话语体系能否正确解释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我们也缺乏认真的反思。可见，我国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创新，首先必须对这些理论和话语进行非常认真的反省，而且必须是全方位的反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线性和平面历史观
    从亚当·斯密、黑格尔到斯大林，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所秉持的都是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线性历史观、一种以欧洲近代以来全球扩张为整个思维基点的平面历史观。当代欧美勃兴的后现代史学，对原先欧洲中心主义的线性历史观、平面历史观形成有力冲击。但是，他们拒绝承认历史发展在整体上、本质上的必然性或规律性，使历史研究陷入碎片化、表象化陷阱，最终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线性历史观、平面历史观。
    要真正清楚地说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防止历史研究落入碎片化、表象化陷阱，必须有一个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宏大的历史观，必须对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有一个通盘了解，特别是对世界上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的发展历史有一个通盘了解。我们要构建能够准确说明历史本来面貌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必须在一个宏大的视野中对中国全部历史重新加以认识。如果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仍然只靠一知半解，或者只是凭借对其一个局部、一个片段的了解，不对中国几千年来发展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历史的本来面貌。构建能够准确说明历史本来面貌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还必须对世界历史重新加以认识。这要求我们不仅仅对欧洲的历史，而且对世界上其他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历史，都有一个同样清晰的、不带这样那样有色眼镜的、不带固定框架的完整了解。在这方面，马克思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马克思毕生都十分重视历史研究，这是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众多领域作出一系列创新性理论贡献的坚实基础。他在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原稿中有一段名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这些论述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历史联系形成的真正原因和历史联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说明了历史联系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质。历史研究必须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观，就是对于历史联系必须有足够的了解和尊重。
    马克思倾注毕生精力撰写的《资本论》，不仅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而且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经济史著作，是一部商品、货币以及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有血有肉的历史著作，是一部融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法制史于一体的历史著作。事实充分证明，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和全面准确的把握，是马克思全部理论创新的科学基石。正因为马克思对历史联系的形成和变迁有着深刻了解，所以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将《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套用到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当他晚年将目光越来越多地转向西欧之外其他地区的历史后，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世界不同地区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1879—1882年期间所作的《人类学笔记》和1881—1882年期间所作的《历史学笔记》。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更为集中地研究了印第安人、墨西哥、秘鲁、阿尔及利亚、印度等农村公社和土地所有制演变的过程，研究了家庭、私有制、国家、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学笔记》重点关注国家制度的变迁以及国际关系与世界总格局的演变，举凡西罗马帝国的兴亡，蛮族的征服和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阿拉伯帝国、塞尔柱突厥帝国、成吉思汗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衰，14世纪中叶以前的北欧和东欧诸国的历史，意大利的社会制度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尼德兰革命、英国社会演变和资本原始积累，货币成为主导的社会力量，西欧城市与王权的联盟，欧洲的三十年战争等等，都进入了他的视野。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另有一批关于各民族经济史的笔记。这是马克思晚年对世界历史一次更广泛的再研究，是为了克服先前目光主要集中在欧洲一隅的缺陷。可惜的是，当时有关中国历史的西文文献太少，马克思未来得及对中国历史作专门研究。
    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他浩繁的手稿、笔记时，人们不能不为马克思宏大的历史视野、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极为严谨周密的研究功力所折服。马克思正是通过尽可能全面掌握相关的历史文献和前人的研究成果，经过认真比较、精密考证，将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紧密结合起来，透过表象去了解历史本质，超越纷繁复杂的个别现象去了解历史全貌。马克思的研究清楚地表明，要了解历史的本来面貌，不能依靠概念的演绎，也不能满足于以往的认识，而必须坚持从历史实际出发，吸取各种新的研究成果，充实和修正自己原先的认识，一步步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马克思以其卓越的研究实践给我们展示了什么是宏大的历史观，怎样才能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线性历史观、平面历史观。我国史学要创新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应该从马克思的研究实践中得到深刻启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