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序”问题的提出
    时序，即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它客观存在。在三维世界中，时间不可逆转，客观时序无法重现。史家在著述中呈现过去时梳理排比而成的事件顺序，本文称之为“叙述时序”。叙述时序是主观对客观的认识，以合乎客观为最高追求。
    在历史叙述中，时序是否合乎客观真实，会直接影响到对事件走向和人物品格的判定。司马迁很早就注意到，只有正确的“时序”才能导向真实的历史叙述。《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太史公曰”：“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苏秦属于子贡所谓“君子恶居下流，众恶归焉”的历史人物，附着在他身上的恶事很多。司马迁要扫清蒙在苏秦身上的不真实的历史灰尘，则必须“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按照时间顺序清理出苏秦真实的人生轨迹。
    两片完全正确的信息碎片，倘若置于错误的时序中观察，则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宰相向敏中与前任宰相寇准之间曾经有诗唱和。向敏中诗云：“九万鹏宵振翼时，与君同折月中枝。试思淳化持衡者，得到如今更有谁？”寇准诗云：“玉殿登科四十年，当时交友尽英贤。岁寒惟有君兼我，头白犹持将相权。”向敏中与寇准均是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淳化末(994年)又同在中央担任宰执。天禧二年，向敏中为宰相居高位；寇准为地方官，政治上处于低谷。两位老同年一唱一和，忆往昔峰嵘，叹人物凋零，舍我其谁，究竟是何意思？倘若以寇准吟诗在前，向敏中和诗在后，则可以做出寇准谋求还朝主政，主动向向敏中寻求奥援的结论，从而推论寇准“对相权的眷恋”，“昭然可见”的“入世之心”。①若以向敏中诗为原作，寇准诗为和作，结论则会完全不同。那么，天禧二年向、寇之间究竟孰唱孰和？今查，国家图书馆藏“岁寒唱和诗”拓片，天禧二年九月十三日刊石，除上引唱和诗外，还有寇准写给向敏中的短信：“准启，近者门下相公远示钧函，兼贻嘉什，追念平昔，慨然感怀，谨书一绝攀和。”②有此拓片为证，向敏中、寇准唱和时序可无疑义，寇准即便有“对相权的眷恋”，此时此事，却不当做过度解读。
    二 叙述时序的主观性
    建立合乎客观的正确时序，是古今史家的共同追求。在编年体史书中，时序是最核心的叙述线索，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编年之体，至司马光《资治通鉴》而臻于完善。司马光作书教范祖禹分剖史料，为《通鉴·唐纪》做“丛目”，无一语不及时序，举例言之曰：“假如《实录》贞观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传》，《传》中自锁告变事，须注在隋义宁元年唐公起兵时；破箫铣事，须注在武德四年灭铣时；斩辅公祏，须注在七年平江东时，擒颉利，须注在贞观四年破突厥时。”③
    然而，叙述时序终究是一种建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著述者的主观性。首先，就写作本身而言，为防枝蔓，史家必须对所述内容进行有意识(合乎体裁约定、符合阅读习惯)的整理编排。比如司马光教导范祖禹编《唐纪丛目》，云：
    请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实录》所无者亦须依年月日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④
    “无日”“无月”“无年”“无事可附”云云，是材料的限制；而“附于”何时何处，则是著者的有意安排。
    其次，对历史意义的追求会影响史家对时序的判定排比。史家著述，比如南宋人写北宋史，多半属于尘埃落定之后的追记--事件早成过往，意义--当然不是终极的--业已呈现。对意义的认识和追求引领着叙述时序。作为叙述者的史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知”或者自以为是“全知”的，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叙述历史，让事件链条呈现出一种合乎(道德)逻辑的简单状态，因此难免淡化事件的复杂性和偶然性。最后，我们看到的叙述时序往往是光滑顺畅的，因为对于那些“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的记载，叙述者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取舍。司马光给出的取舍原则是：“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⑤作为考异。尽管有考异的存在，正文叙述却是唯一而确定的，而此后相关事实的叙述都将围绕此唯一选择展开。周必大说：“前辈云，故事勿语子容(苏颂)，今事勿语君实(司马光)。盖二公有所闻，必书之册也。然当时士大夫疑以传疑，未必皆信。后世以二公名德之重，率取法焉。”⑥“疑以传疑，未必皆信”的诸多传闻之一，因为被“书之于册”而成为后世取法的“定本”，当絶不止于子容、君实所书，而是历史著述中普遍存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