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罢黜丞相，并在随后终结了延续千余年之久的相制。但是，明人关于相的记忆却没有随着制度层面的更易而遽然消逝。事实上，此后二百余年间虽无相制，却存相论--在明人文献中留下了大量关涉宰相话题的讨论，主要是对本朝阁臣名实、事功的评述等内容。明人相论既处在承续历代相论的脉络之中，又因时势背景不同，集中表达了明人对本朝中枢政体变化走势、阁臣政治处境与作为的关注。那些关于相名如何、相业如何的种种言论在明中期以后不断出现，弥漫成一种独特的舆论环境。在这种舆论环境中，明人独特的君相政治思维孕育而生，随着时局的推演，这种思维模式愈显清晰，深刻地影响了明人的政治行为取向与该时代的政治文化面貌。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对明人相论试做检讨，关照其内在理路，以期对明人的政治理念与晚明的政局走势形成新的理解①。
    一 相之称谓与寓意
    “相”名肇自先秦，原有辅助、扶助之意，后用作官称。《吕氏春秋》云：“相也者，百官之长也。”②在帝制时代，相之官称历代或有不同，如秦、汉之丞相，隋、唐之三省长官，唐后期又须有同三品等加衔，宋之参知政事，元代则又称之丞相。至明初，太祖朱元璋更定官制，相之官称为中书省左、右丞相，李善长、徐达、汪广洋与胡惟庸四人先后任之。在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历史时段中，“宰相”或者单字“相”，主要作为对官僚系统领袖的指称性用语。明代以前的相论多是在宰相制度作为现行制度的语境中展开的，明人相论的政治背景，因为太祖在明初废除相制而与前代截然不同。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太祖凭借开国之君的特殊威望，将罢相不设之意写入《皇明祖训》，这成为有明一代影响最为深远的相论。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③。
    明初以降，在无法定之相的现实情境中，明人文献中言及的“丞相”，多用于指称李善长、徐达等人的官称，或者陈述明初废相之事的发生过程，或者引申出相关议论。除去“丞相”之外，明初以降二百余年间，关于宰相角色的称谓不再有一定之规，考之名目，主要有如下数种。
    相臣。阁臣李东阳编辑《历代通鉴纂要》时，在凡例中云：“凡相臣始命及罢黜去国及卒皆书，以考治乱。”④可见在正德时，明人在官修书籍中并不避讳“相臣”之说。万历时，给事中范济世言：“臣闻国家有一事始设一官，独相臣代皇上票拟，平章天下，举天下事皆其事。故一字轻重，是非之间，系人才之进退，海内之休戚，国家之治乱。”⑤范济世之言载在《明神宗实录》，可见至明中期以后，“相臣”这一称谓已见之于朝廷公文往来。
    相公。在中国古代，“相公”是妻子对丈夫的一种称呼，或者用作对生员、秀才等男子的称谓，亦用于称宰相之官。在明人语境中，除上述语义外，“相公”又被专用于指称阁臣⑥。万历时给事中王元翰疏言：“今阁臣贵重，地望之隆崇，眷注之殊特，百僚不敢望焉。是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矣。朝绅士庶莫不指曰‘某相公’，是无宰相之制，并有宰相之名矣。”⑦查阅嘉靖以后阁臣文集，多有“相公”之称，如在申时行《赐闲堂集》中，称阁臣叶向高为“叶台山相公”⑧。在王家屏《王文端公尺牍》中，称申时行为“申瑶泉相公”⑨。
    相君。“相君”一语，多用来形容妇人品德，赞其能辅助丈夫成就事业之意，或者用于称宰相之官。在明人语境中，与前述相公之例同，“相君”被特用为阁臣称谓。如崇祯时，“有谓凡调旨惬人心，皆出华亭相君者”⑩。
    相国。“相国”一语，前代文献中已用于指称宰相之官，明人相论亦然。如万历时王世贞云：“庄皇帝登极为隆庆丁卯，相国徐文贞公(徐阶)辅之，涤冤滞，旌直臣，拔遗佚，一切与天下更始。”(11)
    相。径直以“相”称其人，如万历时，艾穆致信阁臣王锡爵云：“报荆石王相。”(12)或以“相”之一字概述某人行迹，如金日升为阁臣叶向高作传，文中云：“叶向高，独相七年，颇多匡济。”(13)
    大约在明中期以后，明人相论中宰相的称谓又分首末之别。如嘉靖时，胡世宁疏言：“不知自何年起，内阁自加隆重，凡职位在先第一人，群臣尊仰，称为‘首相’。其第二人以下，多其荐引，随事附和，不敢异同”(14)。杨一清曾疏言：“内阁参预机务贵在得人，而首相为尤重。”(15)“穆宗初政，在揆地者凡六人，江陵张公为末相”(16)。
    有明一代，相之称谓纷繁，其要者大致如上所述，就其寓意而言，如下两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相臣、相国、相公、相君诸种称谓皆系之于“相”，在此类称谓中，相臣相对于其他称谓而言，于公文如奏疏中最为常见。相国、相公与相君则多用于私人信笺中，如士人往来应和诗、序、跋等。以上诸种称谓，在前代虽亦用于指称宰相之官，然仅作为宰相法定职官名之外的非正式称谓，但在明代无相的制度环境中却大行其道。这反映出在明初太祖废除相制后，是否存在百官领袖，又如何予以指称，明人的认识趋向自由多元。尤其是至明中期以后，明人或以“相”之一字作为某官称谓，“首相”一语被收录于《明神宗实录》，这些现象的出现皆说明随着时局的推演，明太祖关于罢相不设的祖训权威出现松动，明人在现实无相的时局中，关于宰相的文化体认依然清晰，相关讨论十分活跃，且已映射在明人的称谓用语中。
    但是，“相”有时也成为被批评的名目。如黄景昉云：“阁臣称辅政佐理已耳，申文定(申时行)尝一被旨曰‘总政’。钱一本亟以为讥，谓与总兵、总督任。此内旨也，非故自尊大，然前后亦稀见，最蒙眷，只谕元辅先生。今章奏间或明称相臣，非是□本朝不立宰相之义。”(17)再如明人批评严嵩的言辞甚为激切，杨继盛云：“嵩为辅臣，俨然以丞相自居，挟皇上之权，侵百司之事……”(18)批评的存在，尤其是以“丞相”--太祖明令废止之正式官名来称呼严嵩，意味着明太祖关于罢相不设的祖训已出现某种松动，抵至明末，与明人关于宰相的历史记忆杂糅一处，形成一种复杂微妙的政治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与“相”之种种称谓被广泛使用的现象相始终，这些称谓又成为明人批评当事者的一种特定罪名。
    第二，明人相论中对宰相之官的称谓虽有差异，但其指向在明初以降二百余年间却愈发明确，相臣、相国、相公与相君所指称者多为阁臣(19)。这种情况的出现，缘于明初废相后，历经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辅政体制的嬗变，迨至正统时，内阁权势渐盛，杨士奇、杨溥与杨荣汇聚人望，明人逐渐将实现总领百官的期望寄托于内阁。“阁臣自三杨以后，体貌渐成真相”(20)。至嘉靖时，世宗亦明言阁臣为相，“此官虽无相名，实有相职。相必君择，古之正理”(21)。但是需要明确的是，从太祖到成祖，再到后来诸帝，以阁臣类相，本不带有规划性，这一局面乃是逐渐推演而成的。因此，明人虽对阁臣有相臣、相国等种种称谓，但是这些称谓从来没有获得诸如“尚书”、“大学士”等其他官称所应具有的合法性，或者“阁臣”这一称谓本身的无争议性，只是体现为明人对于宰相之官与阁臣可能具有某种关联性的一种普遍性判断。总体来看，明初以降，明朝中枢政体显现出自身特有的律动，以相为核心的种种称谓的出现并指向阁臣，取决于这种律动，又事实上照应了律动的过程，表达了明人在有相之历史记忆与无相之现实制度之间的变通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