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相业的评说
    宰相，或者相，具体称谓历代不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过程中，逐渐与百官首领这一政治角色相重合，因之在政治品德、行为方式乃至所应取得的功业诸层面承载了许多的期待。相，在明以前的绝大多数历史时段里，不仅仅是一种职官身份，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文化身份。明初以降，无法定的宰相之官，这使得“相”的文化身份属性更为凸显，成为明人裁量政治人物的一种价值尺度，或者是一种视角。那些被明人以相臣、相国、相公等称谓指称的阁臣群体，成为被诉诸期待与评价的主要对象。具体言之，明人相论中多有关于阁臣相业之品评，实际上是对其事功的关注，这类讨论又常常与相体、相才、相度乃至相道相关联，颇具深意。
    明朝人称道的阁臣，莫过于杨士奇、杨溥与杨荣。崇祯时陈龙正云：“若乃本朝相业首称三杨，三杨当日惟以保举众才、商确六卿为务。”(22)在陈龙正的陈述中，“三杨”相业最被推崇之处在于用人及与六卿相处之道，直到明朝末年，明人仍在怀念“三杨”相业。
    杨士奇、杨溥与杨荣之后，被明人称誉相业者为李贤。“天顺初，英庙励精，徐、薛罢位，吉祥、亨、彪怙宠侵权，窃簸蟠结，作孽无已。赖李公燮调其间，数进匡顺，竟以无虞，故世称贤相者，必曰三杨、文达(李贤)”(23)。
    明人品评本朝阁臣相业的言论颇多，除杨士奇、杨溥、杨荣与李贤外，以嘉隆万时期诸阁臣最引人关注，如徐阶、高拱、张居正。
    明后期，徐阶相业最为时人所称道。万历时吴道南云：“嘉隆相业，必首文贞。”(24)张居正认为徐阶相业主要体现于嘉靖末年的政治作为，云：“公相业在嘉靖末。”(25)崇祯时，黄景昉指出，“徐文贞相业尽有可观，世顾盛称其沮内禅、辍南巡二事为功。余偏不谓然……妙在遗诏一着，曲终奏雅，亦天意有以成之，不然其异于阿世曲学之儒也者几稀”(26)。
    郭正域赞誉高拱相业云：“嘉隆之际，相臣身任天下之重，行谊刚方，事业光显者无如新郑高公，而先后处两才相之间，先为云间(松江别名，指徐阶)，后为江陵(张居正)。”(27)
    明人对张居正相业的评价毁誉参半。冯梦祯云：“江陵公虽晚节不终，而丁丑以前，颇能虚已毕公之用，居然贤相已。”(28)丁元荐评论张居正相业得失云：
    借冯保以取信两宫，借慈圣以慑服幼主。墨吏褫职，外必追赃问罪，历年积逋，搜剔殆尽。各省直盗贼窃发，必重罪失事之人，无令隐匿。综核名实，奖拔任怨、任事之臣，是其相业较然者也。最可叹者，逐新郑(高拱)一事。新郑与江陵密谋祛冯保，江陵即与保合谋祛新郑，夜半出片纸，借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数拱罪状，穆宗梓宫在殡，顾命手墨未干，无故遽作此伎俩，谓天下万世何(29)？
    张鼐比较徐阶、高拱与张居正相业云：“本朝先辈相业推重我词臣居多，然近代最光显者，则有徐华亭之学术辅世，高新郑之独立不回，张江陵之忘身济国，其他率以惇大静重为钜。”(30)
    明人以相为尺度，于本朝阁臣群体评论尚多，此不赘述。一般来说，当明人言及某官相业如何时，这些评论本身意味着对该官政治影响力的一种认定。在太祖废除相制后的六七十年间，虽有阁臣，然彼时该官资历尚浅，相业之论因之不显，直到杨士奇、杨溥与杨荣秉政后，明人针对阁臣所起的相业之论才开始活跃起来，其高潮则在于对嘉隆万时期阁臣的评价。具体言之，正统前期，杨士奇、杨溥与杨荣草创票拟之制，并通过这种方式经营国事，朝廷呈现大致安定的政治局面。隆万前后十余年间，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纠偏惩弊，用人、赏罚皆有可取之处，朝廷呈现稳定强固之气象。这两个时期，虽亦有种种矛盾潜伏，但终究属于废相之后政治局面较好的时段，诸臣因而获得本朝人的赞誉。此类赞誉，已然将张居正等人视为总揽全局之相。将国家呈现较好政治局面的功劳系于诸臣，这与明初太祖将相系于意义负面之官职的论说截然不同。
    但是，明人相论中既有对徐阶、张居正等人事功的赞誉，亦存在许多批评，尤其是张居正，可以说是毁誉参半。以事功论，张居正相较于诸人不遑多让，却为何在生前身后受到的批评最多？此中关键，当在于明人以相为视角品评阁臣时，所关注者，除相业外，亦包括相体、相才与相度。万历末阁臣吴道南论述相体、相才与相度的关系云：
    相有相体，有相才，有相度，三者缺一不可。盖风采峻凝，正色师言，此是相体……相度并包兼容，虽令人个个同己，就是异己者，规拂我者，皆可藉之以资助。相之才，非尽自己出，只是何可以典铨，何可以典兵，推之内外，诸卿、寺、督抚，莫不知人善任，便是相才(31)。
    吴道南所云在明人此类论述中是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主旨在于阐明，除事功外，为相者还需要注意为官体貌，要器量与才略兼备。就相才论，杨士奇、杨溥、杨荣、李贤以及嘉隆万时期的张居正诸臣，皆有可观之处，其差异主要在于相体与相度。
    就相体而言，诸臣皆主张阁臣当重大臣体貌，但于细微处，诸臣又有不同，如徐阶与张居正。
    徐文贞(徐阶)首相时，有一故人庄天恩以余姚博士考满入谒文贞，文贞引之南向坐，己西向。博士佯若弗知也者，曰：“公为宰相，宁向博士侧坐耶？”文贞色变，北向坐定曰：“待罪政府，父兄何以教我”？博士曰：“某所欲言者多，请以开言路为第一义。”文贞默然(32)。
    再看张居正事例：
    文定(陆树声)，江陵(张居正)时起家大宗伯。故事，尚书入谒，首揆正席，谦让者三，方佥坐。文定自谓先辈，不让。江陵变色曰：“明公不日当正此位。”公拱手曰：“高皇帝罢中书省，谁人敢正此位？”(33)
    中国古人特重官员相见之礼，就以上两则事例而言，徐阶肯与低阶官员对面而坐，张居正则因礼部尚书不曾谦让而流露出不满，由此可见徐阶与张居正截然不同的为官心态与行为取向。这两则事例皆出自万历进士丁元荐所著《西山日记》中，作者并无议论附后，然已寓褒贬于其中，徐阶之隐忍与张居正之狂傲尽在字里行间。
    就相度而言，要在居高位者能用人、容人。以徐阶、高拱与张居正论，则高拱、张居正相近，而与徐阶差异甚大。郭正域云：“江陵负豪杰之才，其整齐操纵，大略用高公之学。”(34)耿定向致信徐阶云：
    某尝念门下士无虑千数，乃阁下独属意江陵张君，重相托付，诚为天下得人矣。同志中有识者，佥谓此阁下相业中第一筹也。惟此君信能继志传心，第其性本简淡，而学亦因之，延纳一节，未能如阁下吐握之勤，朝士有以此少之者(35)。
    黄景昉云：
    江陵最能知人用人，考在事如蓟辽、宣大、俺答贡，用王崇古、方逢时、吴兑；辽东王杲擒，用张学颜；岭东盗平，用殷正茂……亦其时冲圣慈恩，百官总己，得大行其志，然亦惟能用干济怀伟之才，不能用风操耿烈之士，功以之集谤，以之生讥(36)。
    张居正善用“干济怀伟之才”，却难容“风操耿烈之士”，于是士多议论，万历一朝刘台、邹元标等人皆以弹劾张居正而得谏诤之名。
    综上所述，明人论相才、相体与相业，嘉隆以降诸臣皆有可取与可议之处，此中以张居正才略最高，相业凸显，然明人视其体狂量狭，终究生出许多不满。对于其死后境遇，吴道南云：“迩来，有某相举行故事，整饬内外，于相体、相才尽有可观，只缘它相度不足，后来行事多拂经忤众，所以致败。”(37)又如韩邦奇云：“考其大要惟二焉，有高天下之才，曰相才，有高天下之度，曰相度。夫大臣之责，万几攸代，天下之重一身任之，非才高天下，何以能胜？非度高天下，何以能容？然度在人情，尤为所难。”(38)“尤为所难”之相度，恰为张居正所欠缺之处，因之事功虽著，却不免饱受訾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