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再来看看徐阶在写给其子徐瑛的信中自叙其一生“相道”云：
    盖自来宰相与庶官不同，非有专职可指而论，观陈平之对汉文，史官之赞房杜可见也。国朝阁臣，世宗尝以为无相名，有相道。吾滥竽内阁十七年，秉政者六年，上以敬畏结知世宗，于凡所怒所疑，颇能有所转移救解；下以硁硁之节宁士类，虽当严氏黩货之后，颇能变贪为廉，易仕路之污浊以为清白；中以诚正服宦戚，颇能使不敢纵肆，侵扰诸司；内以谦虚接九卿、台谏，颇能使各修其职，无所挠阻；外以恩礼怀边帅，颇能使尽力战守，虏虽间犯封疆，旋即退遁。此等事见于拟票(自壬戌五月至戊辰秋间是)、诏敕(如嘉靖遗诏、隆庆登极诏之类是)、奏对(今集中所载是)之间可考见者，特十二三耳。其意气相感，词色相授，促席相谋画，与夫投机应会，潜消密运，幸有少济者，即吾已自不能尽记，今又何能一一形诸纸笔哉(39)！
    徐阶所云诸事，虽系之于世宗所言“相道”，其实于相业、相体、相度之体认尽在其中。其所为，未必尽如其所叙，然从中可以看到，至嘉隆万时期，阁臣自身对于阁臣为官之道的体认已经与为相之道相关联。具体言之，要君臣相得，要有大臣之体，要理顺统治上层内部亲贵之人的利益关系，要虚怀若谷，导引朝堂风气趋向清和等等，凡此种种，皆构成明人观念中理想之相的要素。这些要素与重视阁臣事功的观念并行，自明初以降逐渐形成并稳定为明人的主流认识，成为本朝人评价阁臣的一种价值尺度以及一些阁臣自觉为之的政治理念。
    三 晚明君相政治思维与困局
    在明代，种种前代非正式之宰相称谓泛滥，种种以相为视角对阁臣之品评纷纭，甚至阁臣自己在总结一生功业时，亦言及为相之道如何，此皆说明在明人的观念中，相这一本朝并不存在的职官，尚是一种并未远去的政治角色。明人的这些体认渊源于对前代相制的记忆以及对君相政治传统的文化传承，并在时易世变、人事不同之际，推演至相之有无、是非等话题，构成一种独特的政治思维。这种思维深刻影响了明初以降，尤其是晚明的政治文化面貌与时局走势。
    明人对相之意义的认识，就其大者而言，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延续传统思路，认为相职至重，总揽天下纲纪。如袁袠云：“夫内阁者，即今之宰相也，是天子之所与承天地、理阴阳、和万民、抚四夷者也。”(40)另一种是曲从于就近规矩，对相之意义持否定论断，其间体现出深刻的尊奉祖训痕迹。如杨继盛言：
    我太祖高皇帝亲见宰相专权之祸，遂诏天下罢中书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阁之臣惟备顾问，视制草，不得平章国事，故载诸《祖训》，有曰：“以后子孙作皇帝时，臣下有建言设立丞相者，本人凌迟，全家处死。”此其为圣子神孙计至深远也(41)。
    上述相论，一方面以推远的手法陈述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君相观，积极评估宰相的作用；另一方面取就近的本朝权威为立论根据，进而认同废除相制的意义。实则两者都意在关注本朝中枢政体的安排，前者隐然表达了对过往君相政治模式的怀念，后者的政治价值观则趋向于权相误国。两种观念相互冲突、浸润乃至杂糅一处，形成了独特的明人对于君相的政治思维。就其整体而言，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相之价值如何，存在争议；第二，阁臣是否为相，存在争议；第三，阁臣若为相，其利弊如何，存在争议。就此三者所起的争议，在大多数时段形成某种微妙的平衡。但是，争议的存在，使得明朝尤其是晚明的舆论环境十分脆弱，当某一阁臣的表现愈近于相时，愈可能打破上述平衡，从而接近或出现一种物议纷纷的状态。
    在这种充满争议的舆论环境中，相制绝不可能恢复，阁臣的政治境遇总归尴尬。明中期以后，阁臣这一政治角色虽然被视为相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是位势沉浮，终究系于君恩。如在正嘉之际，杨廷和内阁一时势盛，然因大礼之争，诸阁臣与世宗交恶，不免于去位，杨廷和云：“我朝内阁无宰相之权，予辈任此亦难矣。”(42)此后，张璁、夏言、严嵩、徐阶等人欲得位固位，必免不了奉迎世宗之喜好，诸臣争相撰写青词，其间自有无奈，却无从言表。势强如张居正，亦不得不结交皇帝近侍冯保，不得不奉迎于太后。明中期以后，阁臣位势最重的两个阶段--杨廷和与张居正主政时期皆匆匆而过，二人事功卓著，却都难免身后凄凉，杨廷和致仕而已，张居正幸免戮尸。万历中期以后，阁臣处境愈发不堪，这种政治角色的困境在叶向高身上最为清晰。叶向高云：
    夫以无权之官，而欲强作有权之事，则势固必败。以有权之事而必责于无权之官，则望更难酬。此从来阁臣之所以无完名也，抑亦所居之地使之然哉。臣今已身败名辱，旦夕去国，无所复言，尚望后来者有所斡旋匡济，以为此官生色。尤望皇上用其人必听从其言，使之得以展布，而毋复如臣之虚拘，则天下之幸也(43)。
    近于明末，内阁已显末路之态，“虚拘”二字是对阁臣处境的切实表述。与阁臣之无奈相关联，终于形成晚明政治场域中的种种困局。
    一为阿谀之风愈盛。在嘉靖时，世宗愈趋独断，阁臣竞相争进青词，“最后则孝烈皇后之先袝太庙，并徐华亭(徐阶)亦不敢诤，乃知典制一越，侵寻日深。此实永嘉(张璁)辈为之俑，至于末流，不复可障遏矣”(44)。万历初年，“权相勾珰擅政，天下股栗，盛满不戒，卒受诛灭之祸。嗣是宵人观望，于是一切变为侧媚”(45)。
    一为庸碌之风愈盛。杨廷和、张居正等人之祸不远，此后阁臣畏惧权臣之名，为官之道趋向庸碌不作为。崇祯时，瞿式耜云：“迩来相业，其不肖者，固无足论，即所称贤者，大都主调停之说，模棱两可，绝无主张。”(46)倪元璐云：“自神庙中江陵相以健败，后之执政者阴擅其柄，而阳避其名。于是乎以瞆眊为老成，以顽钝为谨慎，以阴柔为和平，以肉食素餐为镇定，一切疆事、朝事置之度外，而日与传灯护法之流弥缝补苴，以固其富贵。”(47)
    一为攻讦之风愈盛。前面论及明人品评本朝阁臣相业的言论甚多，又特重阁臣相德等事，且因本朝实际无相之制度格局，相关评价尺度格外严苛，阁臣于此中分寸难以把握，近相、是相与非相皆饱受指责，晚明舆论活跃之余，官僚体系内部演成相争之势，又不免于纷嚣。清人论及晚明群臣好攻讦之事云：“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云。”(48)
    明末国事不济，当时舆论称：“本朝相业愈趋愈下，一出不如一出也。”(49)至崇祯时，甚至出现选相以张居正为参考的声音。“神庙初年，江陵柄政，凡民生、国计、吏治、边防综理精明。虽事嫌刻核，元气微伤，而廊庙、边疆皆有精明强固之象，则以江陵不徇情面，惟责成功。故至今谈相才者，不能不追思之也”(50)。明末，罗明祖云：“昭代名臣之胄，楚山楚水，古今依然也。昔人往已，江陵相业今焉在哉！”(51)
    针对上述问题，明人设想种种可能化解的办法，就其大者，主要有两类。
    第一，乾纲独断，弱化阁权，权责归于六部。如嘉靖时指挥使刘永昌云：
    臣闻太祖罢丞相，设府、部、院以分理庶务，太宗命史臣于文渊阁参预机务，官止学士，至于后世而加以师保重职，于是虽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权。迩者，杨廷和谬主大礼，植私党以抗朝廷，至于数年犹未定。伏望皇上存内阁以遵太宗之制，减事权以守太祖之训，再仿祖宗之意，令六部诸大臣更番入直，以备访问，因得以广益聪明，考见贤否，而倚任亦不患于无人矣(52)。
    其实，这种思路与太祖朱元璋废除相制的用意相近，然事实证明，皇帝以下缺乏总揽全局之人，时局推演，百弊已然丛生。袁袠云：“今之内阁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实，殊非高皇帝不立丞相之本意也，必革之而后可以为理？噫，是因噎以废食，惩覆而弃舟也，权之所寄不在此则在彼，苟得其人，何患弗理？”(53)
    第二，乾纲独断，重视内阁的作用，慎重选任阁臣。如嘉靖时给事中梁梦龙等人言：
    臣等窃惟相臣贤否，关治道污隆，一经简命，则体貌自隆，虽欲去之其势甚难。故古人或求之梦卜，或决之人情，我朝亦有讲读史职得典机务者，盖惟在于得人耳。伏愿皇上俯念政本，特敕吏部会同九卿、科道等官，共举诸臣中学术纯正，操履端方，名德宿望，足以镇华夷、服中外者，疏荐五六人，取自宸断(54)。
    呼吁慎重选任阁臣，是明人的主流声音。然出于种种原因，万历以后阁臣多不得人，如崇祯帝在位17年，前后更换50位阁臣，君臣之间相互猜忌，于相体、相才、相度而言，已然远逊于嘉隆万时期诸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