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一步发展和全球范围内殖民体系的扩张，使得人们不得不以更大的精力来关注人类社会的过往。中国史家为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热情所激发，在以新视角观察外部世界的同时，更加自觉地从文明碰撞和世界整体的角度来观察中国与世界，从而逐步发展成为一种近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观。梁启超对“西欧中心论”、正统论的批判以及对进化论的改造，深化了对世界历史规律的认识。梁启超试图构建起恰当反映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地位和作用的世界历史体系，并陆续展开了对世界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深层次探讨，进而构成了反映新史学丰富发展内涵的另一重要维度。
    一、对中西历史哲学思想的批判
    (一)批判西欧中心论史观
    早在19世纪末，梁启超便开始从事“新史学”的草创与研究工作。1899年梁启超指出：“日本人所谓世界史者、万国史者，实皆西洋史耳。泰西人自尊自大，常觉世界为彼等所专有者然。故往往叙述阿利安西渡之一种族与兴废存亡之事，而谬冠以‘世界’之名甚至欧洲中部人所著世界史，或并俄国、美国而不载。他更无论矣。”[1]批评了西方史家和日本史家所谓世界史的实质乃是“西欧中心论”。梁启超在1901年9月的《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指出：“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虽日本俄罗斯史家(凡著世界史者，日本俄罗斯皆摒而不录)亦无异议焉。盖以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与争也。……而自今以往，实为泰西文明与泰东文明(即中国之文明)相会合之时代，而今日乃其初交点也。故中国文明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也。此乃将来所必至而非过去所已经。故今日中国史范围不得不在世界史以外。”[2]对于梁启超此段话之分析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欧洲中心论”思想在梁启超的历史观念中已然占据了支配地位，[3]有的学者则认为是对“西欧中心论”的不满。[4]笔者认为对于这段话应该作完整的分析：首先，梁启超批评了当时西方史家撰写的世界史著作中的“欧洲中心论”思想，因而不能据此认定“欧洲中心论”思想在梁启超的世界历史观念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看，此前世界历史的编纂者以西方人居多，“西欧中心论”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没有被纳入到这一史观的视野之中。梁启超对此加以批驳，恰恰表明了梁启超反对“西欧中心论”的思想。其次，梁启超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乃是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交流和交汇。在梁启超看来，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小亚细亚文明与埃及文明的冲突、交流和交汇，直接表现为泰西文明勃兴、扩张。这乃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大发展阶段，在这段世界历史中是以泰西文明即欧洲文明为中心的。承认这一点与“西欧中心论”思想具有完全不同的本质。其时，中国正在经历“中国之中国”的“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和“亚洲之中国”的“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以今天的眼光看，“亚洲之中国”，尽管也属于世界历史的范畴，但在整个世界历史舞台上不是主角和主流，而其配角和支流的地位也是显而易见的。梁启超在这里并没有表示出任何“不满”情绪色彩，而是异常冷静的客观分析。再次，梁启超认为他所处时代正是泰西文明与泰东文明相会合时代之初始，即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冲突、交流、交汇的时代，这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主要潮流和发展趋势，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中国成为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左右世界”的发展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很显然这是就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和大势而言的。最后，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梁启超得出了现阶段中国史在世界历史的范围之外，即中国没有融入世界史的结论也就可以自圆其说了。
    (二)对正统论的批判与改造
    中国古代史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对皇朝正统地位的阐述来表明该皇朝确立的合法性。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曾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由于正统思想作祟，在呈现客观历史方面造成的隔离、阻隔之弊：“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也。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5]同时梁启超又指出：“然则不论正统则亦已耳，苟论正统，吾敢翻数千年之案而昌言日：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也”，“谚曰：‘成即为王，败即为寇’，此真持正统论之史家所奉为月旦法门者也”。[6]梁启超的这番论述可以说是一语破的，正统论在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理论支柱的同时，也成为束缚历代史官的一大绳索。二十四史也罢，稗官野史也好，均难以摆脱这一局限。
    梁启超创新之处在于将中国史学所独有的正统论思想加以发挥，用来作为研究世界历史的方法。他指出：“若世界文明史而有正统也，则其统不得不讬始于哈密忒人”，“故世界史正统之第二段在沁密特人”，“其在第三段，为世界史之主人翁者，则希腊也”，“其在第四段，为世界史之主人翁者，则罗马也”，“自希腊罗马以后，世界史之主位，既全为阿利安人所占”，“世界文明史之第五段，实惟阿利安族中罗马人与条顿人争长时代。”[7]梁启超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所谓“正统”，指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在世界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联系梁启超关于正统论成王败寇之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梁启超改造的“正统论”已经带有了进化论色彩。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果断地抛弃了沿用了两千年的这一作史标准，而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却又作为重要标准，这一现象是耐人寻味的。表面上，梁启超以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正统”思想来绳矩“世界史”，实则是他找到了中国与“世界史”上诸雄角逐消长的契合点。换句话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找到了进化论的表现形态。这里“正统”的实质与“世界史”上的“庸俗进化观”，有许多暗合之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抛弃的“正统论”，又在其世界历史研究中得到了张扬，成为他认识和研究世界历史的一把标尺。这样的双重标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梁启超世界历史观的新旧杂糅和不彻底性，带有由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发展的过渡性。
    (三)对进化史观的反思与发展
    在1898年之前，梁启超的进化观念极其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康有为和严复的影响。[8]康有为传统的“合群”、“变法”和“三世”观念，以及严复的《天演论》对梁启超进化史观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作用，代表梁启超进化史观思想的主要有《论中国之将强》(1897年)、《自由书·豪杰之公脑》(1899年)、《新民说·论进步》(1902年)。像康有为一样，梁启超在“三世”之中又分不同的“世”(“三世六别”)，“《春秋》之言治也有三世：曰据乱，曰升平，曰太平。启超常谓，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凡世界，必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故其政也，必先多君，而一君，而无君。”[9]梁启超将他对进化论的理解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形成了最初的进化论史观。此时的梁启超对于进化论理论还是深信不疑的：“夫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譬之流水，性必就下，譬之抛物，势必向心。”[10]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西人之著世界史，常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虽然，时代与时代相续者也。历史者，无间断者也。人间社会之事变，必有终始因果之关系。故于其间若欲划然分一界线如两国之定界约焉，此实理势之所不许也。故史家惟以权宜之法就其事变之著大而有影响于社会者，各以己意约举而分之，以便读者。虽曰‘武断’，亦不得已也。”[11]梁启超一方面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又指出分期研究历史的局限性，进而指出历史分期乃是为便于研究而不得已采用的方法。很显然，历史进化论在梁启超此时的思想中占据了崇高的位置，历史分期法只是呈现历史规律的手段和方法而已。运用这一理论，他将要着手编纂的中国史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也。[12]这种历史分期法确实有利于纠正旧史那种以“一朝为一史”，“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的弊病，这“对于中国古代史的学科建设具有相当重要的学科分类意义”。[13]
    1923年，梁启超重新检讨了他一直信奉为圭臬的进化论作为他对于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与修正，尽管没有完全抛弃，但也作了重大的调整。“我以为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只有从这两点观察，我们说历史是进化，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但只须这两点站得住，那么历史进化说也仅够成立哩。”[14]梁启超列举世界历史上物质的停滞乃至退化与世界文化的日益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整个欧洲经过一战，资本主义的弊端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梁启超对历史进化观点的认识，较之以前更加谨慎和深刻。
    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人类历史发展观，在西方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扩张的理论依据，但在梁启超那里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它唤醒了梁启超深沉而浓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促使其投入到更加轰轰烈烈的救国救亡运动中去；另一方面，它为批判旧史学、建立新史学在历史哲学的层面奠定了理论依据，从而成为梁启超史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话语，为其以后丰富与发展基本理论体系打下了基础。这是中外治史方法和学术话语在梁启超头脑中的深层次交汇和碰撞，很快就被梁启超运用到构建新史学的世界历史体系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