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构建中国人心中的世界历史体系
    梁启超在谈及世界历史观时曾作了如下比喻：“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鳞鳞相衔，如环无端也。其发动力有大小之分，则其荡激亦有远近之异。一个人方寸之动，而影响及于一国，一民族之举足左右，而影响及于世界者，比比然也。”[15]可以认为这是梁启超对世界历史发展之联系的辩证认识。梁启超有关世界历史的认识，非常突出地体现在他对世界历史脉络的把握方面。
    (一)对世界历史体系主体与主线的思考
    有关世界历史源头的探究在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从1898年至1903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约30篇有关希腊历史的文章，如《雅典小志》、《雅典小史》、《斯巴达小志》、《论希腊古代学术》、《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泰西学术思想演变之大势》等文章，既满足了国人了解外国历史的精神需求，又反映出梁启超世界历史思想所达到的高度。梁启超在评价浮田和民的《西洋上古史》时指出：“希腊、罗马之文明，为近世全世界之文明所自出，学者欲知泰西民族立国之大原，固不可不注意于此。”[16]将古希腊、罗马文明视为全世界文明之源，反映出梁启超对世界历史体系的认识。梁启超还运用比较研究法，在《斯巴达小志》、《雅典小史》以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论著中研究中国与古希腊发展的异同，从中西文明的本源上探讨了当时中西文明在发展方面产生差距的原因。
    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一文，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其世界历史观，透露出他对于世界历史主体和主线的认识。他指出：“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何以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实数千年世界历史经过之阶级，而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也。”随之，他又将人种分为两类：有历史的人种与“非”历史的人种，也可理解为有的人种有历史，有的人种没有历史，标准皆在于是否能自排自结。它们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区别呢？梁启超认为：“能自结者，为历史的；不能自结者，为非历史的。何以故？能自结者则排人，不能自结者，则排于人。排人者，则能扩张本种以侵蚀他种，骎骎焉垄断世界历史之舞台，排于人者，则本种日以陵夷衰微，非惟不能扩张于外，而且澌灭于内。寻至失其历史上本有之地位，而舞台为他人所占。”梁启超又进一步指出：“同为历史的人种也，而有世界史的与非世界史的之分。何谓世界史的，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仅在本国之境域，不仅传本国之子孙而扩之充之以及于外，使全世界之人类受其影响，以助其发达进步，是名为世界史的人种。”[17]以这种标准来衡量世界史，梁启超世界历史的正统“不得不让诸白种，不得不让诸白种之阿利安种”的认识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梁启超在此强调的所谓“世界历史”，实质上不过是强盛民族、种族、国家的殖民侵略扩张史，这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主线。强盛民族、国家即世界历史的主体，非但有历史，而且亦可在世界历史上大书特书一番；弱小民族、国家非但不能自立于世界之舞台，而且连历史亦无。很显然，前者即为历史进化中的主体，世界历史的正统，而后者只有沦为被淘汰的命运。
    同时，梁启超还密切关注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从现实审视历史，以历史反观现实。1899年，梁启超撰写的《瓜分危言》、《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之政策》，1903年撰写的《20世纪之巨灵托辣斯》，1904年撰写的《世界将来大势论》、《日俄战役关于国际法上中国之地位及各种问题》，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1907年的《世界大势及中国前途》、《社会主义论序》等论著，反映出梁启超试图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自觉。
    梁启超对世界历史体系和世界主体的探讨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深入到了思想文化的高度继续探索，体现了梁启超进化史观的独特性。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梁启超撰写于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将中国的先秦学派与希腊学派、印度学派相互比较，对这一思想给予系统阐述。这一时期，梁启超的世界历史体系虽然并没有建构起全新的体系，整体上仍然笼罩在“西方中心论”的阴影之中，但梁启超在这一世界史体系中竭力寻找中国历史的位置，竭力发掘中华文化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努力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二)中国史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
    梁启超认为，中国史在世界历史上应该占有自己的位置。关于这一点，梁启超的目光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对比，而且还将日本这样一个与中国情况近似的邻国与西方列强进行对比，意将对世界史真意的探究引向深入。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从理论铺垫入手，阐述了世界史为什么要突出中国史的地位和意义。梁启超指出：“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和四周围的民族和文化都有极其复杂和密切的关系。其间交互错综的情形，绝难划分得很清楚。因此，我们要划分中外历史的界限，不应仅以地理意义上的区域为标准，而应以民族和文化的源流、以及相互之间的交往为标准。这就是说：凡是和中国没有关系的民族和文化，固然是外国史的范围，就是中国史上大有影响于外国民族和文化的史迹，亦应属于外国史的范围。总而言之，中国史上有许多事迹应以外国史为背景，外国史上亦有许多事迹应以中国史为背景。研究中国史而能注意到外国的背景，研究外国史而能注意到本国的背景，那才是合理的办法。”[18]梁启超在19世纪末提出的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和研究方法，在20世纪初又给予有了具体实例和研究实践的支撑。关于这一点，梁启超举古代史上的张博望事迹与近代史上的广东为例，阐述“真世界史”的涵义。
    关于前者，梁启超说：“秦汉之间东西民族皆已成熟涨进，务伸权力于域外。罗马帝国将兴而阿里安族文明将驰骤于地中海之东西岸，顾不能越葱岭以求通于我国。据近世史家所考据：西域人呼希腊人曰伊耶安。Iaon即耶苑Yavan之转音。故大宛国者，即大希腊国之一部也。盖此地早为帕德利亚之希腊人所蔓延。……是黄种人与沁谟人交通之起源也。而沟而通之者，实始博望。博望实世界史开幕之一大伟人也。”[19]开世界史大幕之人，怎么能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没有一席之地呢？梁启超又以“刘项之争，与中亚西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和“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为例，阐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关联性和密切性。梁启超对这两个事件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梁启超指出：“吾侪综合此种种资料，乃知汉永元一役，实可谓全世界史最要之关键。其在中国，结唐、虞、三代以来二千年獯鬻、玁狁之局，自此之后中国不复有匈奴寇边之祸。班固《封燕然山铭》所谓：‘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非妄言也。然竟以此嫁祸欧洲，开彼中中古时代千年黑暗之局。直到今日，犹以匈奴遗种之两国(塞尔维与匈牙利)惹起全世界五年大战之惨剧。”[20]梁启超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考证与梳理，有一些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例如匈奴西迁与欧洲中世纪之间的关系，塞尔维亚与匈牙利是否就是匈奴人的后裔，等等。但梁启超能够将人类历史上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联系，相互之间的影响，作为世界历史考察的重要内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将中国历史上两个似乎并不起眼的历史事件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考量，发掘出了影响和左右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潮流的伟大意义，其对世界历史体系的发覆、构建之功不可抹杀，首开了中国学者研究世界历史的宏大器局。
    关于后者，梁启超的阐述大胆而富有新意和远见。他指出：“广东一地在中国史上可谓无丝毫之价值者也。自百年以前未尝出一非常之人物，可以为一国之轻重未尝有人焉以其地为主动使全国生出绝大之影响。崎岖领表，朝廷以羁縻视之，而广东亦若自外于国中。故就国史上观察广东则鸡肋而已。虽然，还观世界史之方面，考各民族竞争交通之大势，则全球最重要之地点仅十数，而广东与居一焉，斯亦奇也。”[21]“论泰西古代史者必以腓尼西亚Phoenicia占一重要之位置，谓其为小亚细亚埃及希腊三种文明之媒介也。求诸东方，则广东庶几近之。”[22]《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既捋述了中西交往海路开通之原因，又分南国海路之初开通期、发达期、全盛期、中衰期、苏复期、过渡期、忧患期梳理了广东在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作用。梁启超以“广东与世界闻名之关系”、“广东人之海外事业”两部分阐述了广东在中国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碰撞过程中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最后，梁启超指出：“今之广东，依然为世界交通第一孔道，如唐宋时航路四接，轮樯充阗。欧洲线、澳洲线、南北美洲线皆集中于此。香港船吨入口之盛，虽利物浦、纽约、马赛不能过也。若其对于本国则自我沿海海运发达以后，其位置既一变，再越数年，卢汉铁路、粤汉铁路线接续，其位置将又一变，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23]梁启超关于广东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东西方两种文明交流、交汇方面，显示出了过人的史识。
    对于世界历史体系的构建，没有宏大的眼光和开阔的视野在当时是很难做到的。而梁启超将汉永元一役看作是“全世界史最要之关键”就体现出了他对于“史迹之论次”即历史联系的把握之深意。更为重要的是，这还清楚地反映出了他心中的世界历史。在这一体系中，孔子被编在《世界伟人传》第一编当中，与希腊之德黎士、芝诺芬、尼额谟、吉拉图、毕达哥拉士，与梭格拉第、拍拉图、阿里士多德，与波斯之拉德士拉，与印度之弭曼莎吠檀、释迦牟尼等诸国大思想者相论次，[24]此后，中国境内的民族和中亚、北欧各民族均在汉永元一役所产生的连锁影响中，在因果律的支配下，渐次占据了世界历史的舞台中央，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一体系中，广东作为中西文明交流碰撞之地不仅因鸦片战争而垂青史，而20世纪80年代广东在改革开放之初因率先发展而在中国当代史上拔得头筹，更是再次印证了梁启超的非凡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