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梁启超对意大利统一与建国三杰以及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彼三杰之人格，自顶至踵无一指一发而无可以崇拜之价值。此五端者不过对吾侪之缺点而举之以相劝勉相警励云尔。呜呼，我辈勿妄菲薄我祖国，勿妄菲薄我眇躬，苟吾国有如三杰其人者，则虽时局艰难十倍于今日。吾不必为祖国忧。彼意大利之衰象困象险象，夫岂在吾下也。苟吾躬而愿学三杰其人者，则虽才力聪明远下于彼等，吾不必为眇躬怯。舜何人，予何人，有为者亦若是也。抑意大利名之三杰而无名之杰尚不啻百千万，使非有彼等无名之杰，则三杰者，又岂能以独力造此世界也。吾学三杰不至犹不失为无名之杰。无名之杰遍国中而中国遂为中国人之中国焉矣。”[39]在梁启超看来，学习意大利三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树立国民信心和爱国之情。造就百千万“无名之杰”之日，就是中国复为“中国人之中国”之时。与日本对待山田长政(曾为暹罗相)“尸祝之、歌舞之”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梁启超指出：“试问四万万国民中能言八君子之事业者几人？岂惟事业即姓氏亦莫或闻知也”，“国民失其崇拜英雄之性，而国家遂不可问。八君子之见摒于中国历史，其毋乃即中国民族见摒于今日生存竞争界之表征也。”[40]在此，读者似乎可以明白梁启超钟情于为伟大历史人物立传传名的原因了：乃唤醒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崇拜英雄之性，造就百千万的“无名之杰”，培育中华民族之雄武善竞之民气，预流于生存竞争界。
    1906年，梁启超撰写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一文，深入探讨了英雄、民众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仑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嘉达哥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仑布以后有无数量之哥仑布，维嘉达哥马以后有无数量之维嘉达哥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和之罪也。”[41]梁启超认为，造成中西历史出现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上述几个杰出的航海家而在于他们所生活时代之主题以及时代之精神，而铸造时代主题与时代精神的，恰是无数的民众。梁启超认为：“哥氏之航海为觅印度也，印度不得达而开新大陆，是为过其希望也。维氏之航海为觅支那也，支那不得达而仅通印度，是不及其希望也。要之，其希望之性质咸以母国人满欲求新地以自殖。故其所希望之定点虽不达而其最初最大之目的已达。若我国之驰域外观者，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故其所成就者，亦适应于此希望而止，何也？其性质则然也。故郑和之所成就在明成祖既已踌躇满志者，然则此后虽有无数量之郑和亦若是则已耳。”[42]梁启超在这里将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放置在其时代的趋势和潮流中考量，从而将对中西历史截然两途的认识提升一步。时代之需要与英雄(包括政治家)之欲求能否一致，换句话说杰出历史人物能否敏锐地感知时代需求、社会发展潮流并顺应之，这只是中西历史发展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由民众之诉求汇聚而成的时代诉求、时代精神才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文明能否振兴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四、梁启超世界历史观的当代性
    梁启超的“世界史观”之所以后期又有发展，一方面他的史观由于其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愈发成熟，另一方面，我们似乎也能看出他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变得更加富有辨证性和思辨色彩。他指出：“人类动作息息相通，如牵发而动全身，如铜山西崩而洛钟东应。以我中国与彼西方文化中枢地相隔如彼其远，而彼我相互之影响犹且如此其巨。则国内所起之事件，其首尾连属因果复杂之情形益可推矣，又可见不独一国之历史为‘整个的’，即全人类之历史亦为‘整个的’。吾中国人前此认禹域为‘天下’固属褊陋，欧洲人认环地中海而居之诸国为世界，其褊陋亦正与我同。实则世界历史者，合各部分文化国之人类所积共业而成也。”[43]在这里，梁启超不仅认清了中国人“褊陋”的缺点所在，而且也意识到了“欧洲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的偏执。可以说这是他史学思想的一大质变与飞跃。梁启超在这里借用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观点并加以发挥，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人类社会进化的轨迹不是呈直线发展的，而是曲折复杂多变的。他说：“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明此理者，可以知历史之真相矣。”[44]其表述与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所作的表述是非常相似的，“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观点。”[45]这里再一次体现出了梁启超学术思想的善“变”特色，其“世界历史观”，也恰是在不断的变化中丰富、发展的。
    梁启超是富有想象力的，这也在世界历史观和世界历史编纂思想上体现出来。梁启超在提出“合各部分文化国之人类所积共业而成”的世界历史思想后。继而指出：“吾侪诚能用此种眼光以观察史迹，则如乘飞机腾空至五千尺以上，周览山川形势，历历如指掌纹，真所谓‘俯仰纵宇宙，不乐复何如’矣。然若何然后能提挈纲领，用极巧妙之笔法以公此乐于大多数人，则作史者之责也。”[46]梁启超的想象使人们很容易想到号称“站在月球上”撰写全球史的斯塔夫里阿诺斯。但实际上，梁启超与主张以一种“国际之眼光”来著述历史而闻名于世的英国学者韦尔斯有着共同的治学旨趣，以这种新世界史观为指导来编写新世界史著作成为他们共同的学术追求。梁启超旅英期间曾与韦尔斯“晤数次，谈甚洽”，韦尔斯在其著作中也多次征引梁启超的观点。1920年韦尔斯著《世界史纲》初版。①梁启超便敏锐地认识到了该书的价值，倡导将其翻译成中文。梁思成诸人译出初稿后，梁启超详加审校并作了大量按语。梁启超甚至打算请韦尔斯为其译校的《世界史纲》中文版作序。由于把这一工作看得甚重，梁启超在审校的过程中，“往往竟半日仅改千字耳(吾自著书每日都在四千言内外)”，“实则无异我自译”。[47]梁启超对《世界史纲》的重视、认可程度可见一斑。②梁启超与韦尔斯数次晤面所谈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梁启超以整体视野为特征的世界历史观与当时西方史学界萌生的有别于西方中心论，“以人类整体和全球为研究、撰述视角”的新历史观[48]是相契合的。这也表明梁启超的世界历史观符合世界史研究发展的潮流，同世界日益一体化、全球化的时代精神相一致，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前瞻性。这从本质上反映了19世纪20世纪之交，世界终于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人类社会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转变的事实。
    现在看来，梁启超的“世界史观”，具有自己的特色。它既不同于传统史学当中的历史变易论，也不同于后来资产阶级的世界史观，更不宜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观相提并论。梁氏史学理论体系中的“世界历史观”，“既不是西方史学理论的简单翻版，也为中国前史所未有，展示了全新的时代风貌”。[49]梁启超世界历史观是中国传统变易思想到辩证唯物史观过渡形态的典型代表，反映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不得不对中国自身重新定位，不得不对中国前途与命运重新阐发。应该承认，这也正是梁启超世界历史思想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