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并重视古代史学著述中叙述时序的主观性，是今天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接近真实的基础。对于多数断代而言，中国古代史研究是以著述为史料的。我们赖以建构叙述时序的基础，正是古代史家的叙述时序。以笔者所习宋史为例，学者倚为“主干史料”，赖以建立宋代历史时序者，多半是南宋以来的史家著述，比如研习北宋史的第一大书，即南宋李焘的编年体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省称《长编》)。相较于《资治通鉴》，《长编》的时间尺度更为细微，细节也更为丰富，然而，它的叙述时序并非完全按照客观时序推展。兹举两例加以说明。例一，《长编》卷一七一载：
    (皇佑三年九月)乙卯，武宁节度使、兼侍中夏竦卒，赠太师、中书令，赐谧文献。知制诰王洙当草制，封还其目日“臣下不当与僖祖同谧。”遂改日文正。同知礼院司马光言“谧之美者极于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谧？！”判考功刘敞言：“谧者，有司之事也。竦奸邪，而陛下谧之以正，不应法，且侵臣官。”光疏再上，敞疏三上，诏为更谧日文庄。⑦
    九月乙卯，是夏竦去世的时间。有关夏竦谧号的争论，从“文献”到“文正”又到“文庄”，王洙封还词目，仁宗赐谧“文正”，司马光两次上疏，刘敞三次上疏，显然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夏竦谧议启动和结论的具体时间，李焘并未涉及。今考司马光有《论夏令公谧状》二，第一状系于皇佑四年七月十三日，第二状系于十日之后，注云“奉圣旨改谧文庄”。⑧按《宋史·礼志》“定谧”之制：“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薨，本家录行状上尚书省，考功移太常礼院议定……敕付所司即考功录牒，以未葬前赐其家。”⑨有关夏竦谧号的讨论必须在竦“未葬以前”完成。那么，夏竦何时下葬呢？按王珪所撰《夏竦神道碑》：“五年七月辛酉，葬公于许州阳翟县三封乡洪长之原。”⑩
    综上所述，《长编》皇佑三年九月乙卯条的叙事，实际上可能跨越了皇佑四年、五年两个年头。(11)有关夏竦谧号争论的客观时序则应当是：皇佑三年九月，夏竦去世；之后，夏家上行状请谧，初谧文献，不当，仁宗越过“有司”亲改“文正”，皇佑四年七月，司马光、刘敞进行了激烈的抗争，最终，仁宗屈服，改夏竦谧为“文庄”；五年七月，夏竦下葬，埋铭使用“文庄”谧号。嗣后，王珪奉诏为作《神道碑》。
    例二，《长编》卷一八七，交址贡异兽事：
    (嘉佑三年六月)丁卯，交址贡异兽二。初，本国称贡麟。……既至，而枢密使田况言：“……今交址所献……必知非麟，但不能识其名……朝廷本以远夷利朝贡以示绥来，非以获麟为瑞也。请宣谕交址进奉人，及回降诏书，但云得所进异兽，不言麒麟，足使殊俗不能我欺，又不失朝廷怀远之意。”乃韶止称异兽云。(12)
    李焘的记载，自“初”以下，重在讨论“异兽”的定名过程，展示宋朝君臣崇高的儒学修养和持礼守正的精神。交址贡“异兽”，自入境至抵京，交址以“麒麟”贡，宋朝以“异兽”答，这中间必定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六月丁卯究竟处于哪个时间点？是“麒麟”入境、抵京，还是“异兽”还南？《长编》阙略不言。
    六月丁卯条的记事，径言“交址贡异兽”，似乎“异兽”之名在当时就已经确定。今考司马光有《交址献奇兽赋》，作于嘉佑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又有《进交址献奇兽赋表》，九月初三上。(13)《表》云“今月二十五，有诏诣崇政殿观交州所献异兽曰‘麒麟’者。臣愚不学，不足以识异物。……臣不胜愤悱，谨述《交址献奇兽赋》一篇，奉表投状以进。”据此，八月二十五日，仁宗在崇政殿召集群臣观赏交址所贡，当时仍称“麒麟”，未正“异兽”之名。六月丁卯条称“交址贡异兽”则是李焘在事件意义确定之后的追记，“异兽”一词的使用已经蕴含着史家态度。
    由此，我们可以将交址“麒麟”事件的时序复原为：六月丁卯，交址麒麟入境；大约同时，宋朝方面掀起有关“麒麟”名义的热议；八月二十五日，仁宗在崇政殿举行“麒麟会”，反对以交址贡兽为“麒麟”的理性声音达于顶点，其中，司马光于二十七日作《交址献奇兽赋》，九月三日上之，而影响最大的是枢密使田况的意见；之后，仁宗接受建议，宣布交址所贡止称“异兽”，不用“麒麟”之名。
    上述两个例子，夏竦谧议、交址异兽的名义讨论都是有过程的事件，而《长编》皆系于一点。对于李焘来说，这种叙述时序符合编年体的写作传统，毫无问题；而后来的研究者却很可能因此误入歧途，对时序做出错误的判断。类此之事，不一而足，对叙述时序的辨析，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