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嘉佑元年八月，范镇被任命为知杂侍御史，赵抃请求回避，被刘沆趁机罢台职。到此为止，赵抃对范镇的真实态度仍然一无所知。范镇感到愤怒，“臣前后五奏留中，赵抃不知本末，至今交结毁臣不已。伏乞检会前奏并今状付中书，明辨施行，仍札示赵抃，免致小人阴相架扇，以中伤臣。”(41)
    一言以蔽之，赵抃-范镇之结怨，就是因为赵抃根本不知道范镇说了什么，他对范镇在陈执中案中态度的判断，全凭主观！范镇与赵抃同朝为臣，一居谏院，一居御史台，竟然隔绝如此，范镇有关陈执中事件的多次上疏，赵抃竟然无一得见。嫌隙由此产生，矛盾由此激化！简直令人唏嘘。
    (四)李焘之“无语”
    在陈执中罢相事件中，有关范镇态度的真实信息，虽然前前后后有十多篇奏疏，但却只有范镇与仁宗两人知晓，这些信息从未完整公开地抵达赵抃与御史台官。这就是陈执中罢相事件中的隐含时序。这一隐含时序暴露了仁宗后期政治的诸多问题，比如皇帝对信息的独占，范镇的奏疏，仁宗为什么不公开？是不肯，还是不能？这是需要综合考虑仁宗后期恶劣的健康状况加以评估的。这种皇帝的信息独占，放到北宋的政治传统之中，又该怎样解读？宋朝的台谏官有谒禁，不能随意会客，但是，在此之前，台谏官统一行动又是常见现象，范镇为什么没有利用上疏以外的渠道与御史台沟通，而是有意无意地放任了赵抃等对自己的误解？种种疑问，已非本文可以容纳。这里只看李焘的叙事。
    对于陈执中罢相事件中所隐含的信息抵达时序，李焘不是没有概念的。他注意到了，“镇累奏乞与御史辨，不报”(42)；对于范镇所言不获公开，蒙受御史台误解攻讦的处境，李焘也是同情的。他所引用的范镇章疏有时篇幅极大，远超核心叙事。比如，至和二年二月甲辰“殿中侍御史赵抃言”之下，以“先是，知谏院范镇言”、“于是，镇又言”、“镇又言”、“镇又言”开头，引用了范镇的四篇奏疏，一篇上于赵抃此言之前，三篇上于赵抃此疏之后，李焘自注“范镇累奏不得其时，今附见赵抃劾章后”。(43)尽管如此，《长编》的叙事并未强调这一隐含线索。李焘的叙事线索明确，遵循自然顺序，以显然时序展开。这种安排，使得《长编》的叙事脉络显得很清楚，但是，有关宋代政治史实质性内容的揭露力度则弱了很多。
    李焘的叙述之所以呈现出这种状态，既是体裁的需要，也有思想的制约。传统史家承袭孔子“述而不作”的传统，比较强调事实的整理，“古代史学以叙述为主，以解释、评论为辅。”(44)从宋代起，又有学者开始重视“读史”，“强调读史者应该如何理解历史”，“‘读史’者已经展现出一个‘研究’者的姿态。在他心中，已经有了强烈的‘问题意识’。”(45)这种“读史者问题意识”的出现，显然并未改变史学的主流。李焘心中自然有他的问题，不然他不会给我们呈现如此丰富的细节；然而，在叙述中，李焘仍然恪守了传统。
    ①张其凡、刘广丰《寇准的宦历、性格及思想》，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435页。
    ②国家图书馆藏拓片，题柯昌泗旧藏“岁寒唱和诗”，编号“各地10413”。
    ③司马光《答范梦得书》，《司马光集·补遗》卷九，李文泽、霞绍晖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1741页。
    ④司马光《答范梦得书》，1741-1742页。
    ⑤司马光《答范梦得书》，1743页。
    ⑥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五《题东坡元佑手录》，《全宋文》卷5123，第230册，第243-244页。
    ⑦《长编》卷一七一，中华书局点校，1992年1版，2004年2印，7册4108页。
    ⑧司马光《论夏令公谧状》《论夏令公谧第二状》，《司马光集》卷一六，499-502页。《宋朝诸臣奏议》下册1023页同。
    ⑨《宋史》卷一二四《礼志二十七·凶礼三》，中华书局校点本，9册2913页。
    ⑩王珪《华阳集》卷四七《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二二亦载此碑，文同。
    (11)《夏竦神道碑》所载竦薨逝时间，为“九月乙酉”，与《长编》不同。未知孰是。对于《神道碑》载夏竦入葬的时间“皇佑五年七月辛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