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代儒宗”。他把晚清谳为“空疏虚鹜”的程朱理学与誉为“务实求朴”的经世之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建构起了独具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尔后，他以这一思想为原发点，又衍生出一系列子思想，诸如扶人心、正民气、讲究德治的思想，整官风、除积弊、崇尚人治的思想，肃军心、扶名教、注重思想文化之战的思想，自强自立、学习西方、因时变革的思想，等等，从而构成了他理学经世思想的整个大厦。因此，我们要想深刻认识和正确解读曾氏的整个思想，必须首先对其理学经世思想进行一番爬梳整理，探赜索隐。本文仅对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过程、内部结构及其独步之处，做一点探渊性的思考。
    一、凿通理学与经世之铁幕
    从思想学术角度讲，有清一代是理学、实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此起彼伏、流动不居的时代。正是在这一特定的文化时代里，曾国藩凿通了理学与经世之学的铁幕，将其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此，梁任公先生有过一段精彩的阐述：扶道正心的程朱理学的产生有其进步性和合理性，但到明末清初，它已成为士林学子抨击的对象。虽“自康雍以来，皇帝都提倡宋学--程朱学派，但民间--江浙为中心，‘反宋学’的气势日盛，标出汉学名目与之抵抗，到乾隆朝，汉学派殆占全胜”。然而，物极必反，本为“明道证经”的考据学到乾隆时期走上了极端，饾饤琐碎，脱离现实，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 “乾隆末年以后，学者‘绝对不问政治’的局面已开始改变，今文派兴起，想在乾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不过，今文经的“微言大义”并没有脱出乾嘉考据的窠臼，因而也没给末世王朝带来任何生机。结果，在“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其一，宋学复兴。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换个方面说，对于汉学的评价逐渐低落，‘反汉学’的思想，常在酝酿中”（《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1-26页）。具体说来，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
    第一时期，入京以前，曾国藩究心“先儒语录”，功于“翰林词赋”，在湖湘学风的薰陶下萌发了理学经世的宏志
    这一时期，曾国藩除读帖括应试之文外，先秦儒学也是他的必读课文。他5岁入学，9岁读完五经，15岁读《周礼》、《仪礼》兼及《史记》、《文选》，孔孟之学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主要影响者有二：一是入世经世的价值观。儒家对君国天下的责任感和进取有为的人生态度极大地刺激了曾国藩，他宣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学，……国藩不肖，亦谬欲从事于此”（《答刘孟蓉》，《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他不仅把远古先王与周公、孔子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而且把周、孔的事业作为自己终身致力的目标。他说：“周公之林艺，孔子之多能，吾不如彼，非吾疚也。若其践形尽性，彼之所禀，吾亦禀焉。一息尚存，不敢不勉”（《答冯树堂》，《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答刘孟蓉》，《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二是仁礼并重的修齐说。他认为：“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子亦仁、礼并称。盖圣王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大于礼”（《王船山遗书序》，《曾国藩全集·诗文》）。他后来的思想就是缘着这两个方面发展的：一方面由讲求身心修养的“内圣”之学发展到理学，一方面由辅物济时的“外王”之学发展到经世之学。
    儒家的经世精义和仁礼主张最早埋下了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胚胎，而湖湘学风则哺育了这一胚胎的发展成长。曾国藩出生的湖南，在清朝经济文化相对闭塞落后，因此程朱理学自宋以来一直在此地独领风骚，即使在考据之风盛行全国之时，亦占绝对优势地位。有人描述当时的情形说：乾嘉以来汉学风行海内，“而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宏，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儒书，务以程朱为宗”（罗汝怀：《绿漪草堂文集》首卷，第5 页）。此外，还有魏源所辑《皇明经世文编》一书的影响，“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黄濬：《花随人圣盒摭忆》第200页）。因此，以义理为宗，以经世为用，构成了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滥觞。
    第二时期，入京以后，曾国藩遍结名师，精研“义理”，切磋“经济”，进一步明确了理学经世的取向
    曾国藩自道光二十一年入京升居翰林后，眼界大开，耳目一新，早年萌生的理学经世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他曾颇有感慨地说：“仆早不自立，自庚子（道光二十年）以来稍事学问，涉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致刘孟蓉》，《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自从闻“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始开闭塞，而知有所谓学问之取经；是以“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圣哲画像记》，《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姚鼐是桐城派的宗师，以文名于乾嘉之世，但意不仅仅在文辞之间。“其论文根极于性命”，“探原于经训”，以为“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欧阳生文集序》，《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经由姚文启蒙后，他又师从唐鉴“讲求为学之方”，得“唐公专以义理之学相勖，公（曾国藩）遂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曾文正公年谱》第7页）。 在孜孜以求高深义理的同时，曾国藩还与“蒙古倭仁公、六安吴公廷栋、昆明何公桂珍、窦公垿、仁和邵公懿辰及陈公源兖等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厉”（《曾文正公年谱》卷一）。对此，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个镜头：“至镜海（唐鉴）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曾文正公手书日记》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就这样，在唐鉴、倭仁、窦垿等诸位理学大师的教鞭下，曾国藩进行了一次精神探险，大踏步地逾越了理学与经世之学之间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