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在评价洋务运动历史作用的时候多注重经济方面的作用，而对其在社会思想发展方面的作用研究较少。作为一场长达几十年，规模遍全国的社会改革，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影响是巨大的。对此进行认真总结，对全面、正确地评价洋务运动有重要的意义。
    一、洋务运动开展的本身就是对封建保守观念的有力冲击
    近代的中国，在社会发展水平上和西方国家出现巨大的反差。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西方主要国家相继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从农业文明步入工业文明，新发明、新技术不断出现，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社会面貌日新月异。而中国，却正处在封建社会江河日下的阶段，政治腐朽，经济、军事落后。落后招致受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蒙受了空前的民族屈辱。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社会发展水平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国，竟然远远地落在了世界潮流的后面，这是十分可悲的事实。然而，更为可悲的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大部分人在连续遭到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正确地认识这个事实。愚昧无知和虚骄自大是清朝君臣的两大特点，无知强化自大，自大加重无知。他们一方面对手持先进火器的侵略者束手无策，屈辱求和；另一方面却仍然沉迷在“天朝上国”的梦幻里，自我欣赏，夜郎自大，拒不承认落后。鸦片战争时期道光皇帝的情况就很有典型性。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他在“上谕”中仍不断使用对英军“开恩”、“示恩”等词句。鲁迅笔下所深刻讽刺的“阿Q”精神在清朝君臣身上有淋漓尽致的表现。他们愚昧无比又顽固无比，思考问题的方法是极端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不肯睁眼面对现实，不承认事物的发展变化，在一连串的失败面前仍然拒绝做出任何不符合传统观念的改革。他们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盲目排斥，一概斥之为“奇技淫巧”；对中国以外的国家不屑一顾，依然贬称为“蛮、貊、夷、狄”。他们认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声名文物、典章制度都是古圣先王定下的垂之万世而不可更改的东西，谁若对此稍有怀疑，就是大逆不道。面对列强的侵略，他们想的不是如何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以与之抗衡，而是如何避免“圣道沦亡”，如何制止“师事洋人”。至于外面世界的形势怎样，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他们不但懵然无知，而且根本不想知道。这些人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落后、腐朽势力的代表。这些封建顽固派的思想行为，一方面是闭塞愚昧所致，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惰性保守成分积淀而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量存在着重伦理，轻科技；重政术，轻生产；重传统，轻创新的思想成份。传统文化在培育人们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也培育了盲目自大的民族心理。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对外则首重所谓“华夏夷狄之辨”，强调“以华变夷”，严防“以夷变夏”。清末的顽固派，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培育出来的。他们不审时，不度势，面对发生剧变的外部世界，依旧抱残守缺，敌视一切新事物，拒绝学习外国的长处。封建顽固派的这种思想行为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
    从中国近代伊始，封建士大夫阶层中林则徐、魏源等有远见者即从洋人的船坚炮利中认识到了中国在技术方面的落后，发出了“师夷长技”的呼喊。但是，在封建保守思想布成的满天阴霾中，他们的呼声太微弱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统治阶级实权人物中的开明者终于从连续的失败中对中国贫弱的状况有了认识，看到了西方国家在科技方面的进步，于是发起了学习西方科技，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师夷长技”思想的实施。
    洋务运动触犯了保守思想之大忌，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其进行举步维艰。当洋务派拟招收一些官员学习天文、算学，并聘西人任教时，顽固派官员即提出：“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①]还有人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如此下去，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②]更有人上条陈荒唐地说，洋务派所设立的培养外语人才的同文馆是招致“久旱不雨”、“大风昼晦”的“不祥之物”。[③]针对洋务派修铁路的建议，有人反对说：“乾隆之世非有火车也，然而廪溢库充，民丰物阜”。[④]还有人说：“自强之策，不务修道德、明政刑，而专恃铁路，固已急其末而忘其本。”[⑤]在顽固派的反对下，修铁路的建议被一再搁置。当数年后终于修了11公里长的唐山至胥各庄的中国第一条铁路时，在顽固派以震动皇陵为借口的围攻下，竟不得不一度弃掉机车而用马拉。为了反对向西方学习，有人大叫：“臣闻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⑥]更可气而又可笑的是，有人提出：“华夷之辨，即有先天人禽之分。”其理由是：“西人之论胞胎也，谓儿在母腹其足向天，其头向地……中国则自生民以来，男女向背端坐腹中。”[⑦]顽固派之愚腐竟达如此地步！可见保守势力反对洋务运动之声甚嚣尘上。早期维新派思想家郑观应描述这种情况说：“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⑧]梁启超也曾追述此情说：“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⑨]洋务运动就是在顽固派的一片反对声中进行下去的。
    以上情况就充分说明，在保守观念极为浓厚、顽固派反对甚烈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洋务运动，它本身就是对传统保守观念的一个有力冲击。发动洋务运动的前提是承认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落后，认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这是继林则徐、魏源之后对传统的盲目自大的民族心理，对“夷夏之大防”、“华夷之辨”等封建保守思想藩篱的一个突破。学习西方科技，这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层次。对此，林则徐、魏源有首倡之功，而洋务运动使之付诸实践。只有在它成为广泛的社会实践之后，才对社会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洋务派固然是在维护封建制度的框架内学习西方，这一原则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从完全排斥“西学”到决定“西学为用”，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正是因为有了“西学为用”，才有了后来“西学”的大量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