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洋务运动中派遣留学生，培养出一批新知识分子。
    洋务运动的领导者认识到，要培养足够的、合格的新式人才，光靠在国内培养不行，必须派人到外国去学。于是，开始向海外派留学生。这是近代中国人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开始。海外留学生的队伍，由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已经成为一股洪流。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至1875年，共派出四批，共120人。后来，李鸿章又奏派三批留学生赴欧洲各国学习。自此以后，清政府中央及一些地方督抚不断地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派赴海外的留学生人数激增。甲午战争之前，派赴欧美的留学生不过200多人，而甲午战争之后的十几年中，赴欧美及日本的留学生竟达2万多人，仅赴日本的留学生，在1906年就有13000人。[⑩]在20世纪初，形成了一股出洋留学的热潮，许多青年学生搭帮结伙，自费到海外求学。洋务运动为中国人赴海外留学之滥觞，这是它的一大历史功绩。
    这些留学生在海外亲身感受到资本主义文明，接受欧风美雨的沐浴，其文化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我国近代新知识分子重要来源。他们是受过科学训练的专业化人才，许多人归国以后成为近代化事业的栋梁，其中出类拔萃者不乏其人，如修建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詹天佑即为优秀的代表。留学生唐绍仪曾任民国第一任总理，梁敦彦曾任民国外交部长。有的人成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如严复翻译了《天演论》、《法意》等近代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多部，把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天赋人权等理论介绍到我国。这些译作在思想启蒙方面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党兴起时，其骨干力量大部分是海外留学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海外留学生功不可没。在我们称颂海外留学生的作用时，不能不想到洋务运动开了海外留学之先河。
    其三，在洋务运动中，一些封建士大夫发展为新知识分子。
    实践能改造人。在洋务运动对外开放的实践中，一些参与洋务运动的封建士大夫通过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开阔了视野，逐渐对西方近代社会制度及文化的长处有所认识，对中国封建制度的缺陷有所批判，产生了新思想，由封建官员发展为具有早期维新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在早期维新派思想家的主要人物中，由洋务官员转化而来的占了多数，其中郭嵩焘、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可为杰出代表。郭嵩焘是清朝第一位驻外公使，他在出使期间写的《使西纪程》如实地记录了在外边的所见所闻而朝廷勒令将此书毁版，他本人也遭到朝廷的冷落和保守派的疯狂攻击。郭嵩焘还是我国第一位对中西哲学和政治伦理观念进行比较研究的人。薛福成曾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他积极倡导发展工商业，认为“商”是“握四民之纲者。”马建忠是我国第一个赴西方学习社会科学并获博士学位者，他写的《富民说》可以称得上早期维新派经济思想的代表作。郑观应则是我国近代有名的企业家，掌管洋务企业20多年，他提出的“商战论”在当时的思想界独树一帜。这些由洋务官员转化的新知识分子，在早期维新派思想界有突出的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办洋务阅历使他们见多识广，思想新；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地位较高，因而其思想影响较大。他们是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一支重要生力军，而洋务运动是他们生长的土壤。
    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是和向西方学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随着向西方学习层次的不断推进，思想启蒙的水平也不断提高。洋务运动开启了向西方学习之门，也就为思想启蒙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洋务运动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眼界开阔了的人们又认识到了洋务运动的缺陷，此后才有了早期维新思想、维新变法思想、革命思想。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就是这样递进的。洋务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启蒙作用是洋务运动的发动者始料所不及的，这正体现了历史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注释：
    ① ② ④ ⑤ ⑥《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卷第29页；第30-31页；第6册第165页；第208-209页；第153页。
    ③ ⑩李侃：《中国近代史散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第99页。
    ⑦叶德辉：《西医论·郋园书札》，转引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0页。
    ⑧⑨《戊戍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47页；第2册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