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北方小石器文化的研究史上，曾经有两次重要的争论，对中国旧石器考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次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争论的问题是关于北京人文化的进步性；另一次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尤玉柱等在河北泥河湾盆地发现了小长梁旧石器地点后，由于其时代很早而石器又细小，引起了学术界对其文化性质和时代的讨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可以说这两次学术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学术走向，甚至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先辈学者睿智的思想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虽然当年争论的一些问题已经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但认真总结这两次争论在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史上的意义，对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仍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本文作者才疏学浅，本不该担此重任，只愿意抛砖引玉，引起学界的重视。
    一、讨论过程的简要回顾
    根据过去发表的文献，这两次大讨论涉及的问题至少包括三方面，一是石器的进步性与原始性，二是北京人是否使用骨器，三是北京人是否为最原始的人。本文只涉及其中的石器问题。
    1、关于北京人文化的进步性
    1955年，裴文中先生对当时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文化作了全面总结，在谈到北京人文化时，他说：“总观中国猿人使用的石器，只采用了本地出产的原料（如石英、绿砂岩等）；无论打石片或打砾石，没有一定的严格的方式方法，更由于技术的不熟练，也不能打成一定的形状（类型）。使用的时候，不作第二步加工，只是任选一片，即行使用。因之，石器的形状一致性很差，不能分别成有意义的类型。这就是中国猿人使用石器的特点，也代表了人类使用石器的最初阶段。在这一个阶段中一定的制作方法和石器的形态中个别的、进步性质的，只有在以后的时代中，才发扬光大起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①1960年，贾兰坡先生也对中国猿人石器和当时华北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文化进行总结，针对中国猿人石器，他指出：“中国猿人石器的性质，说明了中国猿人已掌握了一定的制造石器的方法，他们不仅知道了如何由石核上打击石片，而且还学会了把石片加工成比较适于不同用途的石器。因而我们认为：中国猿人的石器在时代上，虽然还未越出旧石器时代初期的范畴，但已非初期的开始，而是代表着在原始文化发展过程中已走了一大段的里程。它已把打制石器的最初阶段远远的抛在后面了。打制石器的开端，到中国猿人时代已成了历史事件。这更进一步说明了在我国境内寻找最原始的文化，应当在比中国猿人化石产地更古老的地层（泥河湾期）中去寻找。”②
    从上面引述的两段文字，我们不难看出两位学者对北京人文化的性质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和概括。从裴文中先生的论述里我们似可看出，他之所以认为北京人文化原始是相对于更晚阶段的石器，因此“个别的、进步性质的，只有在以后的时代中，才发扬光大起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贾兰坡先生则以更早的石器作比较。但是由于在当时时代更早的旧石器材料或十分有限，或不能确定，因此，关于北京人石器原始与进步的比较就必然要和科学史上的“曙石器”问题联系起来。为此，裴文中先生撰写了《“曙石器”问题回顾--兼论中国猿人文化的一些问题》③，对上述两个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并提出了最早的旧石器应该具有的基本条件：“一是它们不是自然破碎的石片，二必须具备一种尖、一种刃和一定的重量。”并且指出：“人类最初使用和制作石器，至少也具备这三方面的特点之一。反过来说，不能认为石器具备这三方面的条件之一，就是进步的象征。”那么，区别石器进步与否的标准又是什么，他接着说：“中国猿人制作的石器，可以有几种类型--如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石锤、石砧等，实际上都是适合上述人类使用石器最基本要求（即尖、刃、重）的工具。如果不能满足这种基本要求，就不成为石器，就成了所谓‘曙石器’。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猿人制作的石器正是具有原始性质的类型，而不带有进步性质。当然，在打制石片时偶然也可能生成一些特殊的、好像有进步性质的石器。因为是偶然的，不是用固定方法生成的东西，所以数量很少，在十万件之中只有一件或两三件。我们若以这一两件偶然生成的石片为中国猿人文化的代表，进而与某些欧洲进步的石器（如莫斯特期的）对比，显然不够恰当。”也就是说，石器是否由固定方法制作而成，是判定技术进步与否的标准，从他以莫斯特技术作对比来看，所谓固定方法应当是指有一定生产程序的意思。
    对此，贾兰坡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打制石片，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如果不进行第二步加工，无论如何也不会生出特殊的、好像有进步性质的石器来。更不用说是‘偶然’了，至于‘因为是偶然的，不是用固定方法生成的东西，所以数量很小，在十万件之中只有一件或两三件’一语，与事实是不相符的。虽然我还摸不清所谓之‘一件或两三件’是指哪项材料而言，但是，我相信不会超出能代表进步性质的石片或石器而说的吧！如果是指薄长而规整的石片，当然不止此数；如果是指尖状器，那他把实际的数字也大加缩小了。特别是把薄长而又规整的石片或者修制整齐的石器归于‘偶然’更难令人赞同。中国猿人打制石片和修正石器已经有了一定的方法和步骤，比如他们打制石片能根据石质的不同，使用不同的方法。当然，我们在研究石器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总的情况，哪些是代表原始的一面，哪些又是代表进步的一面；但我们也不能把其中代表进步的东西都一笔勾销，而冠上‘偶然’二字，专门突出说明它们的原始一面。根据我的认识，凡是代表时代最突出的东西，可以说都是少的。”④毫无疑问，贾兰坡先生认为北京人文化之所以进步，一是有砸击法形成的薄长石片代表一种进步的技术特征，二是因为部分石器修整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