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三十年来,“全球”(Global)和“跨国”(Transnational)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历史学著作和论文的标题之中,当代历史学家对全球、跨国的视角兴趣浓厚,他们热衷于追踪不同背景的人群在跨国家往来之中的遭遇和联系。跨国史研究往往聚焦于两个或者几个民族国家之间发生的人员流动、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等。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视角,跨国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聚焦人类跨“界”往来
    美籍日裔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认为,跨国史研究的对象是跨越不同的民族共同体或社会以及在不同民族共同体之间的流动和联系。也就是说,跨国史研究的内容必须是跨越民族共同体或者说是民族国家领土边界的人员、物质、思想、文化和资本等。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帕特里西娅·加尔文(Patricia Clavin)认为,理解跨国史最好的方法不是单纯理解为打破“有界”的人类沟通网络,而是要在思想中建构出一种“蜂巢结构”,这种结构可以包含和支撑民族国家、国际机构和地方机构等特定的社会和地理意义上的要素。
    跨国史研究的出现和兴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历史学家对传统的、以民族国家内部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国别史研究不足之处的深度思考。近代以来,囿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史学研究专注于本国历史,对于跨国要素的影响采取了“无视”或者“忽视”的态度,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这种研究方法越来越难以适应史学研究不断发展的需求。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审视传统国别史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了“跨国史”研究的概念。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同呼吸、共命运的“命运共同体”特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趋势越发明显。人员、资金、技术、物资、文化和思想的跨国来往愈发频繁。因此,今天的跨国史研究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对于跨国史研究适用的时间和年代,入江昭等学者主张,跨国史研究对象的年代不应早于19世纪中叶,因为当时是民族国家兴起的年代,此前则并没有民族国家存在,因此谈不上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人类行为,也就不存在相应的跨国史研究。一些学者则认为,跨国史研究的时间上限可以推进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出现之时,即主权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国际条约约束的时间。具体而言,尚未有定论。
    研究细节不断被延展
    传统史学门类中有针对环境、城市和人口等主题进行的专门研究,跨国史研究往往也会涉及这些主题。不过,跨国史和传统史学的区别在于,跨国史不受限于地理空间和国别。近年来,跨国界迁移、去往他国生活的现象日益普遍,因此研究移民历史的学者往往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采用了跨国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比如,今年8月1日,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西北大学历史学副教授格拉尔多·卡瓦达(Geraldo L. Cadava)的新著《身处同一片土地:美国南部边界的今昔》(Standing on Common Ground: The Making of a Sunbelt Borderland)。该书以美墨边界的墨西哥移民为研究对象,可归于跨国史研究成果的范畴。
    此外,对德国波兰两国之间、德国与巴尔干半岛国家之间及德国与土耳其之间的移民史研究也是如此。除了移民本身以外,人口的迁移还激发了跨国经济贸易、跨国的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也丰富了跨国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成果。可以说,正是跨国迁移生活的人数的不断增加,才让从事跨国史研究的学者有了丰富的研究素材。有些历史学家,如卡瓦达等本身正是移民的后代,因此,这些有着移民后代身份的历史学家在情感上对于跨国史研究有着深厚的主观意愿和能动性;从客观上看,这些历史学家从成长经历、文化背景、语言、历史资料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优势。
    随着未来国与国之间人员流动的进一步增加,跨国史研究的细节将不断被延展,深度也将不断得到深化,其水平和内容也将不断地得到提高和完善,其研究的意义也将越来越重要。
    (责任编辑：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