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围绕《续富国策》引发的经济学术“公案”
    陈炽(1855-1900)，原名家瑶，改名炽，字克昌，号次亮，又号瑶林馆主，自称通正斋生，江西瑞金人。他20岁朝考，录为一等第四名，钦点七品京官，签分户部山东清吏司任职，次年南归。他28岁中举，仍就职户部，后迁户部主事、户部员外郎、户部郎中等，兼军机章京等职。其掌管经济事务，深感民族危机，力倡“救亡当以富国”为先。他先后深入沿海各地，考察民情实况，重视西学，颇多心得。他多次上书李鸿章等朝廷大员，发表对时政的看法和意见。1894年撰成《庸书》百篇，提出发展近代工商业，主张开设议院等。此书影响很大，经翁同龢推荐，呈光绪皇帝御览，对维新运动实有助益。陈炽活跃于维新人士之间，还出任强学会提调，支持办《时务报》，并协助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等。1895年陈炽撰写经济专著《续富国策》60篇，以求中国能够“踵英之后，富强寰宇”，并于次年出版。书甫一出，反响极大，一版再版，颇受时人重视。同在1896年，他不满前人的译本又《重译富国策》，交《时务报》连载(未完)。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高歌痛哭，深忧国事，1900年病逝于京城，年仅46岁。其主要著述经今人搜集、整理编成《陈炽集》。③
    所谓“公案”，主要就是围绕陈炽的经济学著、译之书存在好几个谜团。例如，《续富国策》写于何时?与其《重译富国策》的问世孰先孰后?《续富国策》要“续”的到底是不是斯密的《国富论》?其重译的又是什么书?《续富国策》与《富国策》是什么关系?如此等等，若干年来学界论点各异、莫衷一是，形成延续至今的经济学术公案。
    包括《陈炽集》编者在内的一般观点，认为陈炽是在《重译富国策》的基础上(或在同时)撰写了《续富国策》，其主要依据来自该书的“自叙”。的确，陈炽的“自叙”确实写于1896年(丙申年)，初版也是在这一年。④故而，持这样的观点的学者不少。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持论不同，如张登德概述了一些论点并进行了分析考察，提出“先著后译”的观点。[11]笔者赞同著作在译作之先的论点，实际上陈炽在1895年就在写《续富国策》了。关键证据如《陈炽集·续富国策》卷三《工书·军械之工说》[12]221-222记载“上年中倭之役，北洋短炮过多”……又有“上年大东沟之战，中国有铁舰，日本多快船。”卷四《商书·急修铁路说》也说“去岁中倭一役”，这里说的都是1895年的“上年”，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事。从陈炽其他论述中也还有一些论据，证明他是著书在先，并且是深受甲午战败的刺激为救中国发愤而作。弄清写作时间，与后续问题有直接关系。
    “公案”的关键是《续富国策》到底“续”什么?陈炽在“自叙”中申明此书是“为救中国之贫弱而作也。”他说：“嘉道间，英与法战，擒拿破仑，流诸海岛，虽自矜战胜，而本国之商务顿衰。”政府政策不利，于是英国“有贤士某，著《富国策》，极论通商之理……而近今八十载，商务之盛，遂冠全球。”他认为英国的富强“归功于《富国策》一书。”所以，他著《续富国策》，就是要使得中国“踵英而起”，证明接在英国之后富强的一定是中国!“他日富甲环瀛，踵英而起者，非中国四百兆之人民莫与属也。”注意：陈炽说得很清楚，这本英人的《富国策》，是在拿破仑流放之后写的。1815年6月滑铁卢战役法军大败，拿破仑被流放到大西洋南部的圣赫勒拿岛，此事距离陈炽写书的1895年正好“八十载”。那么，这样一本《富国策》怎么会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呢?
    众所周知，斯密的《国富论》是1776年首次出版的，如上所述国人知道斯密早于严译。如上述郭嵩焘在19世纪70年代的日记中就记载“询其所读洋书，一种曰阿达格斯密斯(Adam Smith，亚当斯密)，一种曰斯觉尔密罗(John Stuart Mill，约翰穆勒)，所言经国事宜，多可听者。”[10]169此外，《万国公报》光绪二十年(1894)所登卜舫济《税敛要例》中说“英国人师米德雅堂著有《富国策解》，所论税敛，其理有四……”极为重要的是，英人麦肯齐(Robert Mackenzie)著、李提摩太与蔡尔康所译《泰西新史揽要》[13]“第六卷上”大段介绍斯密，“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乾隆四十一年)，英国苏格兰省之嘎斯哥海口，有掌教大书院之山长姓师米德名雅堂者，特创一书，名曰《富国策》，家弦户诵，名震一时。”同书“第九卷上”又提到英国以前的政策不利于通商，“幸而一千七百七十六年英人师米德雅堂著《富国策》一书，镂版通行，立通商之根本。……至是，始大用之而大效矣。”1894年3月到9月，李提摩太先将其部分译稿在《万国公报》上连载，名为《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刊登之后反响强烈。1895年广学会出版全本，改为上述书名，据说出版之后一时洛阳纸贵。
    既然“师米德雅堂”(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明明白白是1776年出版的，距陈炽写“续”应该是120年才对!怎么成了滑铁卢战役后“八十载”呢?对此，持陈炽“续斯密”之说的学者认为——“陈炽把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现的时间弄错了。”[14]而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则认为陈炽要“续”的不是斯密的《富国策》，而是同文馆那本!问题更复杂了——前述同文馆所译是亨利·福西特(即法思德，1833-1884)1863年出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1880年译成中文书名为《富国策》，此书距离陈炽所说“八十载”差得更远了，才十几年而已。再一种论点认为，陈炽要“续”的《富国策》是泛指一般经济学，并不是特定的某部西人著作，因为那时的经济学书多称为《富国策》。如胡寄窗先生提出，说陈炽“续”亚当·斯密之书“亦无不可”，没有人能说《国富论》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但《富国策》是泛指一般经济学，“决非专指《国富论》一书”，说陈炽要“续”的是一般经济学“恐怕更为符合当时情况。”[15]他特别提到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译》中说的“西人言富国学者，以农、矿、工、商(分)为四门。”⑤不错，陈炽的《续富国策》正是这样划分的。然而，说按这四部来划分的著述就都是一般经济学也不尽然，当时类似的也还有。然而，一般说以《富国策》为那时的经济学是有道理的，比如马林、李玉书论及各家的“富国策辨”，内容主要是谈西方各经济流派；还有吴汝伦为他人写序，也称《富国策》。但具体到以之论证陈炽之“续”，则尚显论据不足，至少有一点比较难解释，那就是陈炽很肯定地说“《富国策》一书”，李提摩太也是说“斯米德雅堂著《富国策》一书”，都是十分明确地专指“一书”，而不是泛指经济学。
    笔者注意到，当时中文译著中论及斯密《国富论》有各种名称，如《万国财用》、《邦国财用论》、《富国探源》和《富国策》等等；斯密的中译名也很多，如斯美氏、师米德雅堂、挨登思蔑士、阿荡司等等不一而足，的确令人眼花缭乱难免搞错。再来看一下同文馆的《富国策》，此书是在吸收了约翰·穆勒、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理论的基础上写成的，它所包含的内容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部分，中文译本包括生财、用财、交易三卷，而陈炽并没有按此种分法，他的《续富国策》如上所述是分为农书、矿书、工书、商书四个部分的。换言之，虽然以上各种说法各有道理，但陈炽到底“续”什么还是不很清楚。
    那就来看看陈炽本书。《续富国策》是国人自撰的有系统的、仿效西学研究中国经济的专书，其“着眼于西方经济制度与政策以求西法图富强”，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有其重要地位，而且是典型的中国经济思想史重要文献，作者将全部内容均冠以某某“说”来阐述。全书共4卷60篇，分为《农书》16篇、《矿书》12篇、《工书》14篇、《商书》18篇，论述内容广泛，包括农、矿、工、商各业在内的中国经济诸问题，主旨就是“富国”。尤其在矿政、工艺、通商、邮电、银行、保险、公司税则等方面予以重点阐释；即使谈“农”，也偏重商业性大农业，如茶、烟、糖、葡萄酒、橡胶、渔牧等等，研究这些如何富国。更重要的是，陈炽还提出了许多经济政策性建议和制度变革性主张，如“大兴铁政说”、“创立商部说”、“纠集公司说”、“创开银行说”、“保险集资说”、“商改税则说”等等。其论说都是以中西比较的方式展开的，他主张学习西方振兴经济富强国家，谋求一条中国富强之路。这样全方位论述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并力求在中西比较中找出中国应当迎头赶上的方式与途径，在当时还是相当难能可贵的。陈炽的确是希望他的书能起到《富国策》促使英国富强那样的作用，可他是怎么知道英国“某贤士”著《富国策》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