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學術，經史遞嬗，創新史學成爲學術轉承的關鍵，追尋中國文明的起源、重建上古國史成爲民國學界的當務之急。民國有學人指出：“苟欲徹底的明瞭整個之中國文化，無論哲學、文學、史學、教育學等各方面，非溯源于古代，追其根蒂，窮其流別不可也。”近代古史研究，“一方承受歷代之疑古精神，一方接收歐美之科學方法，在此東西思想交流中，新舊傳說衝突中，遂愈覺自由奔放而不可遏止”。①近代中國各階段的新史學大都是歐美史學的折射，疑古精神與西方科學方法促成近代古史研究的勃然興起。同時，“以復古爲解放”本是清代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民國學術承襲清代學術之餘緒，整理國故和古史辨運動的起點正是回歸原典，在繼承乾嘉漢學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錢穆認爲：“考論古史一派，實接清儒‘以復古求解放’之精神，而更求最上一層之解决。”②創新與復古可謂近代古史研究的一體兩面，重寫古史成爲重估中華民族文化價值的重要議題。
    誠如有學人所言近世中國史學界最大的“新”“舊”分野形成，關鍵在20世紀“新史學”之建立，形成由“史學方法”來承擔全域的主流，以此“新”來與傳統劃清界限，而有“舊”之認識。③以科學方法區分新舊成爲民國古史研究分派的準繩，民國學術與清代學術僅在“材料”與“方法”層面存在關聯，中國學術流變的內在理路則被截斷衆流式的派分所割裂。整理國故運動蔚然成風之時，以柳詒徵爲首的南高史學與北大國學門相頡頏，從諸子學到古史等問題争鋒相對，此争論被視爲民國古史研究乃至近代學術南北、新舊分派的關鍵。④恰逢此時，廖平門生蒙文通游歷吳越之後，倡議蜀學，主張弘揚廖平今文學，分別今古文家法，扭轉整理國故運動的流弊。此後，蒙文通屢次出川，相繼執教于中央大學與北京大學等高校，與民國各學術流派深入交往。經今古文立場的分歧導致蒙文通與南北學人研究古史的方法與旨趣迥异。若以清末民初經今古文流變爲綫索，考察蒙文通與民國南北學界的分合，或可呈現民國古史研究的多元路徑，進而反思近代學術的“新舊”派分。
    一、經今古文之争與民初古史學
    民初，在總結二百年清學時，梁啓超指出：清代學術，“卓然成一潮流，帶有時代運動的色彩者，在前半期爲‘考證學’，在後半期爲‘今文學’”。進而認爲清代學術乃“對于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一言蔽之，曰‘以復古爲解放’。第一步，復宋學之古，對于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于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于一切傳注而得解放”。⑤“復古爲解放”是認知“清代學術”的典範，經今古文之争成爲“復古求解放”的關鍵環節。廖平分別今古，宣稱“由西漢以追先秦，更由先秦以追鄒魯。言新則無義不新，言舊則無義非舊”。⑥廖平根據家法條例研究周秦禮制，探尋今古文的起源，啓發晚清今古文之争轉入古史領域。
    廖平學術前三變都是以解釋今古文的起源爲中心，重構道與六經的關係，最終走向孔經哲學。廖平主張經史分流，以家法、條例建構古代文獻的歷史層次，分別“六藝”與“六經”，認爲“六藝”是孔子之前的舊史，六經則是孔子創造的新經。廖平否定六經皆史說，認爲六經是孔子空言垂教的產物，六經中的歷史愈古愈文明。康有爲更進一步，宣稱孔子托古改制，六經所載三代盛世是虛構的歷史，徹底否定六經記載的真實性。章太炎提出“夷六藝于古史”，將六經歷史文獻化，認可六經作爲古代歷史文獻的史料價值，以此瞭解中國古代文明的進化與制度沿革。康有爲、章太炎均通經致用，托古改制論與“六經皆史說”成爲清末民初經今文之争的核心議題，經今古文之争由此影響了清末民初政治、學術的走向。重新審查與研究上古三代歷史成爲清末民初學人争辯今古的焦點。一方面，經今文學研究衍化爲考察古史。李源澄指出近代古史研究，實導源于晚清今文學，廖平與康有爲提倡托古改制，本以解經學之糾紛，一變而爲古史之探索。⑦另一方面，經史异位的學術環境必須以史學來爲經學顯真是，“經學上之問題，同時即爲史學上之問題”，“夫治經終不能不通史”。⑧
    六經皆史說是近代經史轉型的媒介，托古改制說成爲近代疑古思潮的重要源頭。1923年，蒙文通評議二十年來漢學時，指出：最風行一世的，前十年是以康有爲爲領袖的今文派，後十年是以章太炎爲領袖的古文派，所謂國學，也就在這兩派的範圍內。二十年間，只是他們兩家的新陳代謝，争辯不休，這兩派的争議便占了漢學的大部份了。⑨1929年，蒙文通重申：“在昔浙中學者善持六經皆史之論，綴學之士多稱道之，誦說遍國內。晚近托古改制之論興，綴學之士，復喜稱道之，亦誦說遍國內，二派對峙，互相詆諆，如冰壇不可同形，已數十年于此也。”⑩經今古文之争成爲清末民初學術轉型的主綫，近代今文學的疑古思潮爲整理國故與古史辨運動變經學爲古史學，以史代經提供思想資源。顧頡剛認爲其“上古史靠不住”的觀念來源主要是清代今文經學。
    在經史遞嬗的洪流中，近代學界研究今文學集中于劉歆造僞、托古改制；自廖平《今古學考》所開啓的以家法、禮制考察經今古學的傾向却寥落無聞。呂思勉注意到廖平、康有爲的分別，康長素提倡孔子托古改制，導致“後古勝于今之觀念全破，考究古事，乃一無障礙”；廖平以禮制分別經今古文，“而後今古文之分野，得以判然分明。”廖平、康有爲二人學說是“經學上之兩大發明”。（11）呂思勉還强調“後來人所謂托古改制，多非康長素的本意”，“所謂疑古者，亦合康長素無甚關係”，但仍認定康有爲極大影響後來史學思潮，“古史的不確實，這在今日，是人人會說的，而說起這話來，往往引起‘托古改制’四個字”。（12）康有爲破除“後古勝于今之觀念”，爲進化史觀開道，古史辨運動揚棄康氏學說。蒙文通重構近代今文學系譜，表彰廖氏《春秋》學，志在復古求解放，由廖平以今古講兩漢，進而以《春秋》論先秦。
    繆鳳林認爲“六經皆史”與“托古改制”說都是儒家正統派的支流餘裔。章學誠與崔述同時申明六經皆史，乾嘉漢學號稱治經，“然治經實皆考史，疏證三代制度名物政教文字之書”，從而導致六藝之學變爲考證學。“二帝三王之行事，反缺如焉。文士以媐蕩自喜，又耻不習經典，于是有今文之學，務爲瑰意眇辭，以大義微言相杜飾。末流遂有儒家托古改制之說。雖以六藝言古史，而認六藝爲孔子所托造，雖奉儒家爲正統，又謂儒者所傳非信史。其所論支離自陷，乃往往如囈語。”也就是說，“六經皆史說”變爲考證學，古史學暗而不彰導致托古改制說興盛。那麽，厘清古史脉絡，應當以崔述爲旗幟。繆鳳林將崔述歸爲儒家正統派學者，稱贊其“疏證之勤，考辨之細，過去之古史界，實無其匹，今之新史學巨子，猶多受其沾溉焉”，“儒者言史，崔氏極其盛”。（13）
    蒙文通自稱：“余少習經學，好今文家言，獨于改制之旨，則惑之未敢信。”他認爲：“今文、古文之界別且不明，徒各據緯侯、倉雅爲根實，以訕鄭、阿鄭爲門戶，則近世言今、古學之大本已乖，又何論于托古改制、六經皆史之怪談。”“今、古學之義不明，則古史正未易理”，“二派根本既殊，故于古史之衡斷自別”。蒙文通撰述《經學抉原》、《古史甄微》，有意與托古改制、六經皆史說立异。（14）蒙文通從“事實”與“義理”兩個層面分別經史。一方面，六經僅爲上古歷史的一種記載，一種解釋。另一方面，經學可貴之處並不在于它對上古史迹的合理解說，而在于儒家經學中有孔子所確立的價值標準，即“變魯以協道”。在《古史甄微》中，蒙文通以古史三系說爲儒家起源提供合理的歷史解釋，又從上古三代歷史出發認定儒家義理實爲中國文化的精華。至此，“素王之說既搖，即改制之說難立”，證明“六經皆史之談，既暗于史，猶病于史”，“孔子所傳微言大義，更若存若亡”。（15）
    經今古文之争促使晚清經學紛争演化爲古史研究。“六經皆史說”從歷史的起源處，爲建立特殊的民族歷史文化提供知識資源；托古改制論所衍生的疑古思潮，成爲古史辨派超越儒家理想化古史系統的思想來源；蒙文通以地理、民族、文化的視角創立古史三系說，重新解釋經史關係，以史證經，申明儒學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經今古文立場的差別導致民國學人研究古史旨趣判若雲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