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法和宗旨
    梁啓超斷言：“清代學派之運動，乃‘研究法的運動’，非‘主義的運動’也。”（52）清代漢學就是以經學爲重心，以考據爲表徵。考據方法成爲民初學人溝通中西的媒介。胡適宣稱整理國故就是要用科學方法條理中國的材料，完成一部中國文化史。整理國故運動被時人冠以“新考據學”，被視爲乾嘉考據學的變相復興。1928年，胡適發表《方法與材料》，調和方法與史料，“同樣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績也就不同。但同樣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績也就有絶大的不同”。（53）以科學方法辨析新舊材料成爲近代學術區分新舊、劃分派別的重要依據。後來，馮友蘭認爲民國史學界有三種信古、疑古、釋古三種。集疑古學大成的楊寬進一步細分爲信古、疑古、考古、釋古四派。柳存仁認定這種派分的標準是“進行方法與實際工作”。重建中國上古史的途徑就是新方法、新見解的成立與新史料的發現，近代古史研究乃至新史學的譜系由此展開。（54）若以科學方法截斷衆流式的勾勒民國學人重建古史的系譜，《古史甄微》打破上古一元的古史三系說暗合了“新史學”所高舉的古史多元觀，蒙文通自然成爲被視爲“由經學向史學過渡”的典型。（55）楊向奎將蒙文通與顧頡剛並舉，認爲時間發展中有層累，空間分割上有不同，二人之說相得益彰，都是探討古代歷史傳說的門徑。（56）但若以溯源浚流的方式，考察民國學人争辯今古與溝通中西的時代語境及其旨趣，中西、新舊等分派標準均有削足適履之嫌。
    1933年，有學人綜述學界古史研究，認爲近代古史研究可分爲“持科學方法以研究古史者”與“承清代朴學大師治學之精神以研究古史者”。前者以胡適、顧頡剛爲代表，“胡氏之學，在揚新漢學之徽，而彌縫于疑古者也，顧雖以實驗主義爲方法，而所謂大膽的假設則常陷于謬妄，小心求證則多雜以主觀。”顧頡剛“借胡適之說而有所啓發，遂致力于古史之辨僞”。其他如衛聚賢、郭沫若、鄭振鐸等學人，“雖其鵠的不盡同，方法不相合，要之爲受西方學說之影響則一也”。後者以柳詒徵、繆鳳林、蒙文通爲代表。柳詒徵“持正統穩健之論，不爲非常异義可怪之談”，“考信古籍，不輕于疑。與北方之高談疑古者殊科矣。本柳氏之說，專精力學，以一人之力，編著通史者，則有其弟子繆氏鳳林”。蒙文通“由經子騷以考其同异，確然有以見古代民族學術一一之不同，條別以明其義者”。繆、蒙二者“雖持論不同，所見各异，要其本于師說，出于力學，無二致也”。前一派可稱爲“標榜主義”，而後一派柳、繆二人則信古太過，有“剿襲雷同”之嫌。蒙文通受業于今古文大師之門，“承其遺緒，豁然貫通，擬之標榜主義與剿襲雷同者，不可同日而語”。不過，蒙氏與柳、繆師徒同屬“承清代樸學精神一脉”，“一則創爲通史，不屑考證；一則勤力考證，顯微闡幽。然要歸于義則一，是柳氏、繆氏之于蒙氏，雖貌异而心實同也”。（57）
    或可說，以多元古史觀而言，古史辨學人與蒙文通若合符節，蒙文通與柳詒徵師徒旗幟各异。若以中西文化理想而言，顧頡剛與蒙文通、柳詒徵師徒截然分流，蒙文通與柳詒徵師徒貌异心同；但就經今古文立場與經史關係立論，顧頡剛、蒙文通、柳氏師徒研究古史的學術旨趣迥异。
    顧頡剛認爲鴉片戰争以後，“中國文化不能不换一條路走”。今日治學的目的是要使古書及古史料都成爲史家的材料，研究古史要從辨析經學的家派入手，否則“仍必陷于家派的迷妄”，必須“從家派中求出其條理，乃可各還其本來面目。還了他們的本來面目，始可以見古史的真相”。研究古史是以古史激發愛國思想，知曉中國文化確實的優缺點，糾正盲從的傳統思想，不必爲中國文化本位，變經學爲史學：“吾人今日治經，宜立新系統，新見解，以經說所得匯爲各科知識之資料，構成中國文化史之主要內容，此或爲現代學者治經之目的，而有异于昔日抱殘守缺、篤守家法之經生。”（58）顧頡剛認同錢玄同“超今文”的態度，研究今古文問題目的是爲研究古代政治史、曆法史、思想史、學術史、文字史奠定基礎。（59）
    辨析史料是史學求真的前提，繆鳳林强調：“史學以求真爲鵠，研究之對象爲人事，根據之材料爲載籍與實物。”“上焉者則以舊史料釋新史料，復以新史料釋舊史料。”（60）顧頡剛與柳詒徵師徒看待儒家經典，有疑古、信古之別；就考證方法而言，則道一同風。錢基博認爲：“北大爲懷疑的國學運動，而東大則反之而爲宗信的國學運動，宗風各倡，然而重考據，尚佐證則一。世所謂新漢學者是也。”（61）柳詒徵師徒的學術理念與晚清國粹派一脉相承，以史學爲中國傳統學術的源頭與核心。若要維繫國家民族文化的精義，必須通曉史地之學，古史學爲經世之學，以致用爲依歸。中華民族精神以“禮”爲核心，研究古史的首要目的在于尊崇國族，闡揚固有文化，振興民族精神，使國家與民族在儒家精神層面統爲一體。（62）
    研究學術必先知家法，今古文學各有家法，古文偏于考證之學，今文學偏重義理。古史辨的考據精神，古史凡無實證之處，皆可抱有懷疑態度。蒙文通以家法條例辨析學術源流，不僅著眼于一經之義，更關注六經之間的整體關聯，形成統一宗旨的今文學說。蒙文通治學恪守以家法條例澄清兩漢周秦儒學的原貌，以窮源溯流的方式闡述經學流變，實現“通經明傳”再“明道”的抱負。蒙文通創立古史三系說，旨在申明儒學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此後，蒙文通構思《中國哲學史》，即“先從史說入，以見周秦之哲學根本；從民族說到思想與文化”。蒙氏研究周秦民族史，考察周秦之際民族變遷與先秦學術流變的關聯，最後落實于今文學的興起，“新起儒學即以推倒周秦貴賤貧富之階級制度而建立平等民主（禪讓）之政治，遂成功爲今文學制度之基礎”。（63）針對“超今文”的主張，蒙文通以理想與事實分別今文與古文，以“秦漢新儒學”闡明今文學的革命理想與制度精義。蒙文通考察經說與古史的關聯，期望建構儒學義理與歷史變遷的能動關係，闡發儒家內聖外王之義。
    近代學術分派以方法爲準繩，潜在割裂了傳統與現代之間學術與歷史、價值與知識間的聯繫。（64）錢穆認爲：“此數十年來，國內學風，崇拜西方之心理，激漲彌已，循至凡及義理，必奉西方爲準則。”“治中學者，謹願自守，若謂中國學術，已無義理可談，惟堪作考據之材料。”（65）近代新學術的成立正是以此爲前提。蒙文通以今文學爲立場，試圖建構義理與經史之學間相互能動的學術體系。以新學術的眼光看來，蒙文通“能以經學分析古史，各歸其方士流別”，但“時流于想象主觀，而不免荒唐”。（66）因此，蒙文通古史研究的本意在民國學界隱而不彰。不過，近三十年來，考古學的發展又印證了蒙文通此類“主觀想象”的“科學性”。（67）蒙文通學術的彰顯要依靠考古發現來定性爲“科學的預見”，此事本身就體現經史易位的時代趨勢，但又引發如是思考：新史學以史代經，將經學視爲史料，誠爲近代學術轉型的樞紐，但經學“義理”是否全無意義，畢竟史學既有考據與科學的一面，還有義理與藝術的一面。考察民國學界古史研究的多元旨趣，似乎暗示了二者之間並非截然對立，誠有珠聯璧合的可能。以此爲綫索，不僅能爲認知近代學術提供新的視角，或許還能爲時下古史研究走出新史料的擴充與理論無法突破的無奈局面提供思想資源。（68）認知中國學術流變的本意，以國故整理科學，溝通中西，更是當下建構中國學術本位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