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体系和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我的理解，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形成与我国物质生产能力相匹配的话语影响能力，提升国家话语权。如果按照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分法，我们可以把物质生产能力看作是硬实力，把文化、哲学社会科学、意识形态等的影响能力看作是软实力。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正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在世界上和平崛起、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衡量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并提升与我国物质生产能力相匹配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极为光荣的使命，也是极为紧迫的任务。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话语权，大体与该国的物质基础相匹配。从16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当中国还显得很强大的时候，正在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学术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和尊敬。老子、孔子等中国先哲的著作在欧洲被翻译出版，欧洲汉学开始兴盛。17世纪传教士们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向欧洲思想界传播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东方思想体系，深刻影响了18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一些欧洲思想家如伏尔泰等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描述过中国和中国的学术，许多欧洲思想家的思想其实都受到中国学术思想的启迪。但当西方国家完成工业革命、忙于在世界各地抢占殖民地和市场的时候，它们也开始探寻中国实力的底细，并计划对中国施加兵威。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彻底打倒了中国士大夫的自大。中国知识界认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纷纷到东洋、西洋留学，如饥似渴地学习西学知识。《天演论》《群学肄言》《民约论》《法意》《群己权界论》等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理论著作纷纷被译成中文出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培根、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等西方思想界的名士被中国知识界所接纳。这些理论著作和这些思想家的观点就成为当时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核心。严复、梁启超、孙中山、胡适、鲁迅、郭沫若等新型知识分子，都是在吸吮西学知识后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曾经肯定过近代中国人学习西学的过程。
    20世纪20年代开始，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译成中文出版。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中国学者开始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和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学术界成为一套新兴话语体系。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的衰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基本上是以西方话语体系为参照、为圭臬，话语权极为微弱，中国的软实力也跌到了谷底。
    我国话语体系长期以来在国际上处于弱势地位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和文化传统相结合，走上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路，也走上了中国特色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要克服只知希腊、罗马的崇洋风气，树立自己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力。但是，我们应该承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体系，总体来说在国际学术领域还是处于弱势地位。这与我国的国力总体上是相匹配的。我国具有传统优势学术地位的历史学领域尚且如此，其他学术领域大多如是。
    在这个时期，我国学术界的眼光是向外的。就历史学而言，先是大量翻译出版苏联的史学著作，包括多卷本的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后来是大量翻译欧美国家（包括日本）的历史学著作在国内出版。剑桥世界史，剑桥中国史等等在中国大量出版。中国出版界大量翻译出版外国历史学著作，而西方出版界很少翻译出版中国史学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以及近些年出版的大部头的中国史学著作，都没有外文译本（包括外国出版的译本和中国出版的译本）。这恐怕是目前的基本态势。这在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历史学的话语体系状况。
    美国学者在中国近代史领域提出了不少新的概念，比如冲击—反应模式、现代化研究范式、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连续性、文明的冲突、告别革命、历史的终结等等，风靡世界，也风靡中国。这些，在中国历史学领域，是体现话语体系的典型概念。中国学术界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在理论根源上往往与上述某些概念有关。中国学者在历史学研究中采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概念，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概念，有关汉族形成的概念，有关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民族融合的概念，等等，往往不为西方学者接受，甚至也不大受中国年轻学者所重视。
    这种情况既与国家的经济地位有关，也与国家的政治地位有关。在西方许多学者眼中，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是对立的，正是由于这一偏见，他们总是难以冷静客观地评价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总是习惯于排斥中国历史学者提出的概念和理论。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国力和世界影响的增大，学术界的状况也在悄悄改变。据我的浅薄了解，过去说蒙古学、敦煌学在外国，现在不能那么说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地位和作用，以往西方学者忽略不计，现在开始有较高的评价了。中国历史学领域的许多专门研究，无疑有独步世界的学术成就，但是为外人了解尚需时日。
    因此，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的学术体系建设水平，是我国学术界当前的紧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