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或构想，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社会史、中国近代社会史及其他
    社会史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历史并不算长，如从1929年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算起，迄今还不到70年。至于与社会史相关的内容的研究，当然要早得多。
    那么，什么是“社会史”？这个问题至今未达成共识。在西方，社会史这一术语一直难以界定，直到1985年英国《今日历史》杂志还专门组织文章加以讨论，异见纷呈。因此，社会史是以“灰姑娘”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社会史概念，在西方，过去至少在三种意义上重叠使用。第一，社会史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特别是关于穷人运动（“社会运动”）的历史；第二，比较普遍的，常常把“社会”与“经济史”合用，必须承认，这种结合中经济所占篇幅大大超过一半；第三，G·M·屈维廉在他的《英国社会史》一书中提出的社会史是“除去政治的人民史。”（注：〈英〉E·J ·霍布斯鲍姆：《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这个定义实际上包含了两重意义：一是政治史以外的历史都是社会史研究的范畴，二是“人民史”是社会史的核心。
    在中国，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山西大学乔志强教授都曾给社会史作过界定。冯尔康先生认为：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具体地说则是：社会史是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历史学的一个专门史，以其开拓历史研究领域，促进历史学全面地系统地说明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它与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口学等学科有交叉的内容，具有边缘学科的性质。（注：冯尔康等：《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第2—3页。）冯先生的定义包含了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任务、功能及社会史与历史学其他专史、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内容。
    乔志强先生认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的历史，但不是包罗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现象的历史，而是研究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并必然结成的社会本身的历史。有史以来，人们从来不能单个生活而是在人们结成的社会中生活，它本身有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这就是社会史，它由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三个部分组成。（注：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第2—3页。）
    上述可见，人们对社会史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也谈谈我对“社会史”的理解。
    “社会史”，毫无疑问，是历史学的分支，我们可称之为“社会历史学”，它同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一门专史，它既有相对独立性，同时又是通史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外学者一致的看法。这是应该明确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无论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总是把“社会史”踢出社会学的门户之外。笔者则持不同看法。我认为，社会史是社会学的一门边缘学科，我们可称之为“历史社会学”，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结构——个人、家庭、群体、组织、阶级阶层、民族、社区，和社会过程——社会互动、社会变迁，往往需要站在现实和历史的交汇点上，去再现过去，这就是社会史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三个方面，“社会”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有记载，从语言学的意义上，我们或能够引伸出社会史研究的某些方面。“社”是周秦时代的“土地神”。《神契》谓“社者土地之神，能生五谷”；《白虎通》说：“人非土不立，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故封土为社而祭之，示有土尊。”“社”即由此而来。“二十五家为社”应该是村落形成的原始意义。祭祀“社”神的活动也逐渐形成一种风习，这种风习世代相沿，成为中国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相传阴历二月二日为土地神生辰，这一天也就成为农民一岁中的重大节日之一。我们可以摭拾几段文字，以见其情形。
    ——“习俗相传，二月二日，为土地神之生辰，阜宁农人，以为土地是管理禾苗之人，我辈希望禾苗之盛旺，应该致敬，祈伊暗中默佐，免受风雹螟蝗之灾。阜宁人对于土地之供奉，颇为郑重，大村庄，均筹集公款，起造土地祠宇，小村庄无钱力起造祠宇者，则用粗瓦缸一只，将缸之近口处，敲成长方洞门，覆之于地，将土地版位，供之于内，权当土地之祠宇，而其所敲之缺处，则祠门也。谚云：土地老爷本姓张，有钱住瓦屋，没钱顶破缸，即此之谓也。”（注：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第3卷，《阜宁二月二日之三件事》。）
    ——“二月初二日，土地神诞辰，纸札铺剪纸为袍，而粉绘之。人家买以作供，大街小巷，供当方土地，张多灯于神前，人窃其灯以送妇人不育者，苟怀孕，则来年诞辰，一以奉十，而还灯于神前，悬署福祠旁，搭草台，演土地戏，是日家家接女，留之过宿，二月空房不忌矣。”（注：同上第3卷，《仪征岁时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