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最主要的方法是“文献法”，也就是利用历史文献来再现近代社会。但中国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如果不懂得利用文献，可能会事倍功半。如，要研究近代会党史，魏建猷先生编的《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就不能不看；要研究城市化、工业化、城市社会生活，汪敬虞先生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不能不看；要研究农村社会、农民生活，李文治、章有义先生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非看不可，要研究民风民俗，就必须翻阅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以及《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要研究社会救济，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也是必读之书。总之，只有懂得利用近代历史文献，才谈得上研究近代社会。
    其次，正如前面所说，社会学与社会史的关系至为密切。但是不应当简单的把社会史看作社会学向过去的投影，就象不要把经济史看作是经济理论的还原一样。但社会史毕竟是社会学的一门边缘学科，因此，社会学方法对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比如社会学最常用的方法“社会调查法”，就可以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所采用。社会史有许多方面的内容，如风土民情，岁时风俗等，都具有传承性，特别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山区、边缘地区，至今还保有近代社会的风貌。因此，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进行社会调查是很有必要的。
    其三，目前学术界流行一种说法：“新的综合”，就是主张学科交叉、渗透，进行跨学科多学科综合研究，这种综合研究方法，很值得提倡。就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而言，我们不仅应当吸收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还应当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用“他山之石”，来攻“玉”，这是大势所趋，如社会病理学、社会病源学、社会医学对近代社会问题的研究很有帮助；研究中国近代人口问题，采用计量方法，可以增强描述的准确性，提高解释水平，等等。总之，中国近代社会史应是一门非常开放的学科，凡是对本学科有用的理论、方法，都应该引入。
    当然，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这一点，必须明确。除此而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还写出了一批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史或与社会史内容相关的著作，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本文是笔者1994年动笔写作的《中国近代社会史讲演录》稿的“导论”，限于篇幅，这里未充分展开，所述管见，亦未必正确，企盼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教，以便将来本书出版时加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