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社会史与军事史。军事史是研究历史上的战争理论、战争行为以及战争规律的学科。军事与政治最为密切，战争历来被称为流血的政治、或以剑代笔的政治，而与社会史的关系显得不太直接。然而，事实上，要进行战争，就必须动员群众，军事史不可能不研究民众的参与；要进行战争，还需要民众运动相配合；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因此，军事对社会不能不有所关注。社会史当然要研究战争行为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近代中国土匪遍地，被称为“土匪世界”，不考虑战争的影响，就无法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近代中国人口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历史过程，要考虑战争因素；长江流域哥老会的崛起，要考虑湘军对太平天国战争；淮北以“尚武”闻名，这与江南“崇文”的社会风尚形成巨大反差，如果不从战争环境对人们身心的影响进行解剖，就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总之，我认为，军事史和社会史，尽管各有侧重，但也有交叉，其关系相当密切。
    其五，社会史与经济史。经济史是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发展规律的学科。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关系至为密切，往往结合使用，称为“社会经济史”。J·F·里斯说：“现在人们对经济史实际上有一种一致的看法，认为它研究农业、工业、商业和交通，以及阐释货币、信用和税收等技术问题”，而“这些科学的研究必然包括对社会条件的考察和阐述。事实上，经济史和社会史之间是难以严格地划分界限的。”（注：《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23、 127页。）这样说，我觉得并不算过分。事实上，社会史研究中随处可以看到经济的影响力，如社会的变迁主要靠经济力所推动，帮会是经济互助组织，社会越轨犯罪也有经济的驱动因素，社会的变革总是紧跟经济发展之后的，如此等等。但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如物质方面，经济史留意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水平，而社会史所感兴趣的是衣食住行的习惯与方式；科技进步是经济史所关心的，而社会史则更关心科技应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等等。由此可见，社会史与经济史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谁也代替不了谁。
    至于社会史与文化学、民俗学、民族学、人口学之间的关系，冯尔康先生、乔志强先生在有关论著中均有所探究。这些学科与社会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平行的一面，也有交叉的一面。通过揭示社会史的邻里关系，可以了解社会史研究的若干内容，加深对社会史特别近代中国社会史范畴的理解。
    四、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
    如何发挥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社会功能？如何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回答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就是说我们的学习研究应该着眼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
    先简单谈第一个问题：如何发挥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社会功能。
    首先，众所周知，历史学有它的学科特点，就是研究过去，是一门“过去的科学”，因此之故，历史和现实之间总是保持相当的距离，但是，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所说：“历史既是过去的科学，又是现时的科学。”就是说要发挥社会史服务现实的功能。要让中国近代社会史成为现时的科学，就必须深入到近代社会生活的深处。马克思曾经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页。）可是，以往的研究过分强调了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外交史的研究，而忽视了近代社会的研究。毫无疑问，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地为社会史成为现时的科学创造条件。
    其次，不了解中国的昨天，就无法理解今日中国。譬如人口问题，1989年4月中国度过“十一亿人口日”，1995年2月15日又度过了“十二亿人口日”，人口问题成了当代中国的沉重包袱。法国著名人口学家阿尔弗雷·索维在他的《人口通论》中说：“只有当我们感觉膝盖疼痛或膝关节动作不灵时，才会想到我们的膝盖。同样道理，只要国家还没有感受到人口过剩或经济不景气的疼痛，就不会引起人们注意。”（注：〈法〉阿·索维：《人口通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页。）我们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可是已有“切肤般”的感觉。当代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人口爆炸”的现实。今日中国的众多人口，是历史所形成的，不了解这个过程，就无法理解今日中国的人口国情。其他问题也是一样。难怪莫里斯·鲍威克说，“进行社会史研究是深入了解社会变动的基础。”（注：《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23、 127页。）因此，开展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就成为国情研究、国情教育所必需了。
    其三，中国近代社会史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对现实多有裨益。如1989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加上沿海与内地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所以出现了居高不下的“流民潮”（即民工潮）。而流民问题正是近代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如果能对近代中国产生流民的原因、流民的流向、流民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效应以及解决流民问题的途径及历史启示等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交叉研究，可以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决策依据。其他相关的问题也是一样。
    其四，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应当紧密联系现实，不断开拓新的领域。现实社会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积极探索，进行历史的省思。如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下岗人员的日增日多，社会保障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如何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们面临的严峻的现实问题，我们可以向西方学习，也可以向历史学习。现实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应引起学界关注，应当开辟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再如，在现实社会里，“三鸟”（鸦、雀、鸨，泛指鸦片等毒品、赌博、卖淫嫖娼）之害触目惊心，成为当今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应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研究中寻求治本之方。再如，现在有些经济并不算落后的地区忙着修祠堂、建庙宇、续家谱，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不时出现，这些现象，都应当引起我们的思索，都要求我们作出理性的回答。
    总之，我认为社会史学者应该象关心历史那样关心现实，只有这样，才能勾通历史与现实的交流和对话，才能发挥社会历史的社会功能。
    现在再来谈谈第二个问题：如何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这里只简略谈点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