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是清末立宪派的重要人物，但以往学界限于资料，对他研究重视不够。迄今还没有一篇关于他与立宪的专文出现。为了有助于此一方面研究的深入，本文据所掌握的可靠资料，对熊在立宪运动中的思想与活动试作评述。
    （一）
    熊希龄参与清末立宪从1905年冬随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开始。五大臣出洋分为两路：载泽、徐世昌、绍英（后因吴樾炸弹事故，徐、绍二人受伤，改由尚其亨、李盛铎代）为一路，赴英、法、比、日等国；戴鸿慈、端方为一路，赴美、俄、德、意、奥诸国。熊希龄是戴、端一路的随员，任二等参赞官。该路于1905年12月19日从上海放洋。
    随戴、端出洋的随员共有33位，熊希龄特别受到器重。因为戴、端交给了他两项相当重要的任务：其一，朝廷要求出洋考察归来须“择各国政治之与中国政体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①]，以备朝廷立宪时参考，这部书要他负责编辑；其二，出洋大臣既然游历了各个国家，自然也要写出一些条陈和奏折，这些条陈、奏折的起草，也要他来负责主持。
    为完成上述两项任务，熊希龄采取了这样的措施：编书，主要找一些懂得外国语言文字的人去分头搜集各国的宪政资料，然后在上海组织编译局编译成书。聘南昌盐道沈学使主其事。条陈和奏折，则请他的老朋友梁启超与杨度帮忙捉刀[②]。
    从1905年12月下旬至次年7月中旬，戴、端一行先后游历了日、美、英、法、德、俄、意及欧洲其他诸国。但熊希龄只仅仅随同到了德国，戴、端便命他提前返国，“先旋上海经理编辑事宜”[③]。1906年4月13日，熊由意大利海岸登舟，5月17日到达上海。到上海时，译局因为资料来源不够，译件尚不能交出，故无法编辑。5月25日，戴、端从俄京发来急电，谓出洋一行将在7月20日左右到沪，嘱熊务必将一切办妥。然而此间“翻译难恃，几交白卷”[④]，并且梁启超与杨度的文章也还没有送到，距戴、端回来的日期不足两月，熊希龄着急起来！他觉得有必要再往日本一行，一方面找杨度要稿子；另一方面在日本购买一些欧美国家书籍，找留学生帮忙翻译以作补救[⑤]。临行前，他作了如下三项布置：其一，电南昌盐道沈学使于端午节后立即到沪，以便编辑[⑥]；其二，邀请有关人员组成编辑组，俟译局稿件到来，即着手整理编辑，并邀长沙乐心田实业学堂的曹子彀到沪，代替自己主持编辑事宜[⑦]；其三，以戴、端两钦使的名义致电即将离湘按察使任赴奉天提学使任的张鹤龄，请负责为戴、端两钦使的考察政治各条陈“总其成”[⑧]。实际上是为戴、端的考察报告与“枪手”的宪政文章找一位“审稿人”或润色者。一切安排妥当，熊希龄于5月27日复电戴、端，表示“力求仰副钧命”[⑨]。随即东渡日本。
    1906年7月21日，戴鸿慈、端方一行先行抵沪。熊希龄迟了四天，于25日才自奉天赶至上海。“枪手”的文章及在日本的译件均已带来了，于是再经过七天的加工整理，“枪手”的文章便成为立宪的各类奏折；译书则定名为《欧美政治要义》。一切办理就绪，戴、端一行遂于8月2日离沪，11日抵京。9月1日，清廷下达了预备立宪诏书。熊希龄以此行出洋有功，由戴、端奏保，在广西赈捐案内报捐双月道员，记名四川。随即又由学部奏派，充二筹谘议官。
    （二）
    熊希龄随使出洋，既帮了清朝大臣的忙，也帮了梁启超等一批流寓海外的立宪派人士。通过“枪手”文章之事，两者之间的隔膜得以消除，并且彼此间产生了一种秘而不宣的关系。戴鸿慈任法部尚书时，曾就法部与大理院之间的关系向梁启超请教；而梁启超则通过熊希龄作为桥梁，依靠清朝大臣们的暗中支持和帮助，开展了立宪活动。
    1906年11月25日，熊希龄去日本调查浚河工程及商务。他借便到神户同梁启超、杨度三人熟商了三昼夜，讨论组建立宪党等问题。事后，梁启超有一长函向康有为报告，其要点为[⑩]：
    1.康有为已宣布保皇会改称国民立宪会，熊希龄认为宜改称帝国立宪会，而在国内则称“宪政会”，梁、杨表示赞同。
    2.宪政会由梁启超、杨度、蒋智由、吴仲遥、徐佛苏、徐君勉、麦孟华、狄楚卿、汤觉顿等人署名发起，暂不设会长，虚席以待康有为，先在东京成立，然后本部迁设上海，举干事长主持，拟推杨度担任。熊希龄不出名，以便进行活动。
    3.张謇、郑孝胥、汤寿潜三人本极重要之人物，熊希龄主张亟应与之联合，以便借重其声望与影响，在江浙与沿海一带发展宪政会势力。
    4.已由熊希龄疏通，袁世凯、端方、赵尔巽允作会的暗中赞助人。拟拥戴醇亲王载沣为总裁，载泽为副总裁，由熊即晋京运动。
    5.筹款，熊希龄允筹15万两，以5万办《北京报》，以10万为会中基本金。其款大抵袁、端、赵所出达半数。熊希龄、杨度责成梁启超筹5万，然梁感到无力筹措。
    这封信透露，在国内设立宪政会，其决策和筹款的核心人物是熊希龄！1907年10月，这个会正式成立，但名称改为政闻社。
    政闻社成立前后，熊希龄始终以秘密身份参与活动，并源源接济梁启超的款项。1907年4月，梁启超一派设立于上海的《时报》馆遭火焚，有无法印行之势。熊希龄得悉后，即由北京致电上海广智书局的负责人何天柱，嘱转告《时报》主笔狄保贤（楚卿），谓“《时报》不可停印，如款不足，彼可代筹”。为此何天柱写信给梁启超说：“秉三对于吾党，尚能以诚相待，求之他省人，可谓难得矣”[（11）]。7月28日何天柱又写信给梁启超，谓“现在各省查缉党人，非常严密”。“京师近又严禁佛（即康有为）及函丈所著书，以后有新印之书，幸勿出名”。同时他特别告诉梁，为了便于熊希龄开展活动，今后“政闻社事万乞勿牵合秉公，否则令彼一步不可行，至为可虑”[（12）]。为此熊化名“文福兴”与梁启超通信。后来，梁启超认为“武汉为天下中，……故欲以全力首置基础于武汉”[（13）]。拟在该地办一日报，曰《江汉公报》；又设一法政大学，曰“江汉公学”，欲请熊希龄出任总理。因为梁认为“秉三近年所入甚丰”[（14）]，又与袁、端、赵关系密切，筹款和处理人事关系均较便利。但他却忘记了何天柱给他信中所说的话：“万乞勿牵合秉公，否则令彼一步不可行”，如今却把熊希龄公开“牵合”到了台面上，这是熊希龄不愿意的。嗣因杨度、蒋智由、徐佛苏三人意见不合，杨度另立宪政公会与政闻社竞争（张謇、汤寿潜亦另组预备立宪公会与梁、杨各行其是），在武汉争夺舆论阵地甚烈，熊希龄因与杨度交谊素厚，自不愿卷入两派的嫌隙中去，故办《江汉日报》与“汉江公学”，皆因困难太多而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