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海军、海防状况受着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中湘淮派系因素是颇为直接和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实质上是当时的集团政治因素在军事近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反映。
    湘系和淮系集团，是在晚清时期存在时间最久、发展规模最大、社会影响最巨的两派军政势力，在相当长时间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晚清的军政格局。就两者的关系而言，笔者认为可以用“同源异流”来概括。所谓“同源”，是指两者由基本相同的宏观社会条件和历史契机所造就，并相应有着某些共同的群体要素和社会功能；所谓“异流”，是指两者“基因”上也有着若干差别，特别是发展趋向更呈明显不同，因而对晚清社会的影响也就不尽一致[①]。两派系这种“同源异流”的基本关系，反映在对晚清海军、海防状况的影响上，相应也就表现为既有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一致性作用的一面，又有相互排斥、分离而产生消耗性或特异性作用的一面。这两个方面三种不同的作用力，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和不同的具体事端上，其主次强弱又是不一样的，这与湘淮系实力相对消长的变局以及某一时候、某一场合下两派系的特定状况有着密切关联。
    从群体特征方面看，湘淮系集团又都不是有着严格组织规范的群体，而是具有政缘性和地缘性双重要素的军政势力的集合，它们分别是以由湘、淮军将帅起家的湘、皖籍要员为核心层，另外也包括一些非湘、皖籍但参与该派系集团的活动，有着共同派系利益的人物。其群体结构复杂而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这也必然在对晚清海军、海防的制约和影响方面有所反映。
    纵观晚清海军、海防建设的发展演变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关于国防问题的大讨论发起前夕为第一阶段，从国防问题的大讨论开始到中法战争时期为第二阶段，从中法战争后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为第三阶段，从甲午战争后到清朝灭亡为第四阶段。而湘淮派系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主要是在前三个阶段。因为甲午战争以后，所谓湘淮派系集团已基本解体，起码已失去先前的典型形态。下面就循着阶段性演变的纵向线索，对有关情势略作考察。
    一
    在上言第一阶段当中，湘淮派系因素的作用力，主要表现为共同促使海军筹建的正式发轫，而代表性成果是由湘系人物左宗棠和沈葆祯缔造。晚清海军从这筹建伊始就显示出非常轨性。
    我们知道，虽然早在湘淮系势力产生以前，震惊于外国侵略者借以肆虐中国的坚船利炮，而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林则徐、魏源辈，即已产生了建立不同于旧有水师的新式海军的初步意愿，甚至进行了某些尝试，但终究思想上还处于朦胧状态，实践上更没有什么效果。筹建近代海军的正式发轫之局，倒是成于以适应清王朝镇压国内人民革命需要为直接产生契机的湘淮系势力手下。湘淮系领袖们在60年代初“借师助剿”的过程中，通过与外国侵略势力的实际接触，得以将清朝军队与“洋兵”和“内寇”进行双重比较，同时，也受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方面失败、外患日益严重的现实刺激，遂切实体察到清朝军队的陈腐落后，要求改进。这方面，以淮系领袖李鸿章的认识最具代表性。他说：“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②]而其为“自强”所要“变易兵制”的具体设计中，即把建立新式海军作为要端之一，有言：“海口各项，艇船师船概行屏逐，仿立外国船厂，求购西洋机器，先制夹板火轮，次及巨炮兵船，然后水路可恃。”[③]可见，在以湘淮系领袖为主导发起的洋务运动初期，就把建立新式海军作为洋务筹划中的重要内容，并且其长远立意一开始就是在“御外侮”上。
    从实践看，同治初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就曾试造出“黄鹄”号小轮，开中国自造轮船的先河，但不得其法，该轮行驶迟缓，不能实用。此后由李鸿章主导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也陆续造出数艘轮船，但未能组队成军。晚清海军筹建实践的发端，当以湘系要员左宗棠创办（后由沈葆祯主持经营）福州船政局（简称闽局）为标志，昔人或言“是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④]。该局于1866年（同治五年）成立，从1869年（同治八年）所造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到1874年（同治十三年），该局共造出舰船15艘，除“镇海”号、“湄云”号分别拔驻北洋的天津、牛庄，“镜海”号拔归招商局驾驶外，其余皆分防闽海诸地[⑤]。可见，此期闽局所造舰船，主要是用于就地驻防。早在1870年（同治九年），经沈葆祯奏准，就设置了“轮船统领”，由湘军官弁出身的李成谋担任此职。次年又制定和颁行专门规章（《轮船出洋训练章程》和《轮船营规》）。这支舰队虽说规模和质量都很有限，不具备远海作战能力，从体制、章法的诸多环节上也是因袭旧有水师，但它仍应算作晚清第一支海军（当然从严格意义上不够近代海军的成军标准）。闽局还设有船政学堂，它作为晚清第一所海军学校，在培养海军需要的新型人材方面亦为先路前驱。造船、以船组队成军、培训所需人材，环环相扣，形成以闽局为依托、以舰队为军事组织实体、以闽海疆为主要防区的一个整体系统。这已是晚清海军建设第一阶段中的最大成果。所以，左宗棠、沈葆祯有资格作为此期海军建设的主导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