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淮系的情况。李鸿章是力持唯海防论的。这中间，既有他比其他任何人对“变局”体察的深切和应变反应的及时，也有他超过海防论者同道中任何人走向极端的偏执。“历代备边，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变，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⑩]这是李鸿章在其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发出的急切呼吁。表明李鸿章意识到，东南万里海疆成为列强入侵为患的广阔门户，数千年来中国以海洋为屏蔽、为大防的情势不复存在，因而国防战略重点也应由传统的西北塞防转移到东南海防。这无疑是他关乎国防战略认识的高明、卓越之处。但是，他又置新疆业已遭受侵略、疆土有失的严峻现实于不顾，置海防、塞防同属国防有机整体、须统筹兼顾的情形于不顾，几乎片面地把海防强调到国防唯一内容的地步，竟持放弃新疆无碍论，说什么“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11）。这显然又是非常错误的。塞防论者中个别人的“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构衅于东南”（12）之见固然迂腐，但认为新疆边远荒僻之地，失之无足可惜，失之无碍大局，岂不更加荒唐！当时即使李鸿章的胞兄李瀚章（任湖广总督）也不赞同罢兵西北，持论“东南防务固宜认真图谋，西北征军尤贵及时清理”（13）。所谓“清理”，是指为使其军更加精壮的裁汰整顿而已。更有迹象表明，有的淮系大员，如刘秉璋（由江西布政使升任巡抚）在关于国防问题的大讨论中就公然站在李鸿章的对立面。对其以海防为归宿的一系列洋务设计进行非难（14）。当时刘秉璋的观点透露出浓重的顽固守旧色调，并不值得称道，但有助于说明，当时李鸿章的唯海防论，在淮系内部也并非绝对地一唱百和，毫无异词。
    可见，分别偏重海防和塞防的营垒双方，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湘、淮的派系界限。在这种特定情势下，湘淮派系因素对海军、海防事局的主要影响在于：权位很高的淮系巨头李鸿章和当时湘系中实力最强支派的领袖左宗棠，分别注重海防和塞防，这在清政府权衡轻重，据以决策的天平上，是两颗最有分量的砝码，对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轻弃，否则平衡机制就会被打破，而清朝最高决策层是很重视尽量保持湘、淮平衡制约机制的。反映在最后决策上就是采取海防、塞防双管齐下的方针，先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继而命李鸿章和新任两江总督沈葆祯分别督办北、南洋海防事宜。不管通过国防问题的大讨论，清王朝最高决策层在多大程度提高了战略识见水平，而对李、左的两议兼采，其中肯定包含着调和湘、淮矛盾，取折衷办法的因素。无论如何，其海塞兼顾的决策本身原则上又是正确的。左宗棠用兵新疆卒以取胜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军事举措的现实可行性。而与此同时，也为海军、海防建设开创新的局面提供了契机。
    北李、南沈为海防两帅，从湘、淮派系关系的角度来看，由事实上北重南轻的不平衡，又造成了微妙的和谐。本来，清政府的权贵人物文祥有意让左宗棠兼操南洋海防帅符。李鸿章生怕如此更造成南北洋的直接对立，便以左宗棠“坐镇西陲似难兼营海澨”为由，推荐亦可为左宗棠接受的沈葆祯督帅南洋，说其人“于船务颇知梗概，而于不顺手之事肝气偏急，或议其不能和衷者，究不失为光明伟俊之君子也”（15）。终于促成由沈氏督帅南洋之局。从人际关系方面看，李与沈不像李与左之间有颇深宿怨，并且同为丁未（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有着同年之谊。从派系关系方面着眼，沈葆祯以属于湘系而又非湘籍要员的特殊身份，这时既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维护湘系南洋基地的作用，又与北洋李淮之间保持了比较协调的关系。在沈氏受命赴台操办防务时，李鸿章就从驻防江苏的淮军中拨十三营随往应援（16），造成一种湘淮结合的特殊局面。沈氏被擢任江督坐镇南洋之后，则颇有亲淮的表示。原福州船政大臣之职，荐举丁日昌担任，称其“果毅英明，不避嫌怨，近讲求洋务，罕出其右者”。并特别指出“天津与福建，虽远隔数千里，而海道五六日可通，船政如得其人，南北洋均借以联气脉”（17）。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丁日昌“出任船政与闽抚，虽由于沈葆祯之奏请，实源于李鸿章之安排”（18）。事前李鸿章确曾向沈葆祯作过这方面的示意，事成则颇期望于“以后（福建）船政与南北洋一气呼应”（19）。应该注意到丁日昌之于湘淮关系的特别身份和态度表现。此人为广东籍，先前做过曾国藩的幕僚，后转归李鸿章门下起家，故当属非皖籍要员的淮系集团人士。多年间，在海防和更为广泛的洋务事项的筹议上，丁日昌建策颇多，与李鸿章配合相当密切，海防议中更是能与李鸿章“一鼻孔出气”（20），大为李鸿章所称赏和器重。但丁日昌到闽任职后，却向湘系方面频送秋波，对李鸿章则有拂意和疏远的迹象。李鸿章对此颇为敏感，故转而对丁日昌亦有责言，曾对人说：“雨生（丁日昌字）所以待鄙人者如此，其处僚友上下之间，一味任性凌人，概可想见。”（21），丁日昌在淮系的身分特征和态度变化，与沈葆祯在湘系的情况恰相类似，是当时派系分化的表现。
    沈葆祯在南洋任上，还有意迎合清廷关于优先发展北洋海军的意图，明确表示“外海水师应先尽北洋创办”，每年400万两的海防专款可“统解北洋兑收应用”（22）。甚至在海塞争饷的事局中转而与李合手制左。我们知道，所谓海防、塞防之争的关键是争饷。当时不论是海防还是塞防经费都不能由国家财政保障供足，有关大员均得自己想法增辟筹饷门路。左宗棠想通过沈葆祯作保，由在其辖境内的江海关出票负责认还而借取大笔洋款。这时沈葆祯则着想于本辖区的海防用度，不愿肥水外流。李鸿章体察到沈氏的心思，更从中火上浇油，致函沈氏说，左借洋款“各省由额协项下分还亦未免吃力，何可独诿诸执事耶”（23）！果然沈葆祯对左宗棠的筹借洋款议案予以奏驳，李鸿章对此拍手称快，说沈氏置词“剀切详明，词严义正”，“倾服莫名”。李并且很庆幸沈氏出面奏驳左议要比自己出马更为合适，说“季老（指左宗棠）素尚推重执事，或者能受尽言，若出自鄙人之口，必是一场大讼案矣”（24）！左宗棠自然忿于李鸿章的作梗，也直言指责沈葆祯“近奉合肥为准的”（25）。这时沈左的抵牾与沈、李的亲合，一方面对西征筹饷不能不起到一定的掣肘作用，另一方面对南北洋的海防建设却创造了一种减少派系磨擦、使声气比较相合的有利环境和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