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在中法战后则进入它的最盛期。随着购自外国各较大舰只陆续到华，北洋舰队达到众所周知的规模和装备水平。在李鸿章等人主持下，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制订颁行《北洋水师章程》，这是参照西方国家海军有关章程制定的一部颇为系统的法规。并且，旅顺、威海卫两大海军基地逐步建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海防体系。正是以北洋舰队为主力和中坚，合以其他各洋海军力量，清朝海军在甲午战前达到总共拥有78艘军舰（不包括其他武装船只），24艘鱼雷艇，总排水量8万余吨的规模，被西方评论家排列为世界海军的第八位，远在当时日本海军（第十六位）之前。（37）此期关涉海军、海防的湘、淮派系因素主要在于：
    第一，湘消淮长的群体实力状况与海军、海防建设北强南弱之局呈尤为明显的对应关系。一方面，随着曾国藩、左宗棠等湘系巨头的逝去，该系不但支派力量削减而且群体结构更趋涣散。而淮系巨头李鸿章则长期稳坐北洋，该区地近京畿，乃拱卫首都的门户，是向为清政府所特别重视的国防首要之区。清廷对作为北洋霸主的李鸿章也就不能不特别倚重。李鸿章实际把持了清朝相当大的军政和外交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海军之权也同样为其把持。为贯彻“大治水师”决策，清廷于1885年秋设立海军衙门，的确是鉴于如同李鸿章所说的情况，即“中国海疆辽阔，局势太涣，轸域太分，自非事权归一，无以联气脉而资整顿”（38）。李鸿章则通过在这个机构任“会办”之职，揽实际操纵之权。虽然湘系也有人在该衙门任职，但与李鸿章的权位不能同日而语。这样，全国的海军事权也就更集中于李鸿章之手，这为北洋海军在此期力压诸洋更创造了保障性条件。而北洋海军的崛起又为淮系增添了一根强力的支柱。我们知道，湘淮系势力分别是以湘、淮军作为支柱而崛起的，而其发展维系也同样离不开本派系的军队，而海军在晚清作为一个对国防有着特殊重要性的新的军种，其主力为淮系所属，当然对支撑和加强该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湘、淮领袖的趋新意识是有所差异的，李鸿章要比湘系要员们的趋新意识更强些；湘、淮系群体与近代化关系的疏密也有相对差异，是湘、淮系“异流”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在晚清海军建设的第三阶段得到尤为典型的反映。海军是大工业的产物。对海军的认识水平以及在海军、海防建设上的实际操作能力，与对近代工业的认识及与它的实际联系，有着密切的对应性。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一面旗帜，他是晚清统治集团中对近代大工业最为热衷倡导和切实领办的人物，且三十余年，历久弥坚。这一点，去世较早的曾国藩不及，即使在湘系人物中举办洋务事项最多最力的左宗棠也不及，及至中法战争后坐镇南洋的曾国荃、刘坤一差距更大。与此密切关联，对舰船的兴趣，对海军的认识，对海防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也是湘系人物中无人能比的。即使在海军战略识见的更高层次上，也表现出明显的高下差距。有迹象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该期，李鸿章形成了水陆相依，以海为主，“以战为防”，与敌“决胜海上”的战略思想。尽管这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指导作战的实践中并未能很好地贯彻，但平时既有这一立意，对于指导海军、海防建设肯定是有其积极作用的，而同时的湘系大员曾国荃、刘坤一就远不及此。这样看来，此期由淮系领袖李鸿章控制海军实权，突出发展北洋，对于晚清海军、海防建设和整个军事近代化进程可谓一幸。否则，产生像北洋舰队这么一支海军、形成北洋这么一个海防体系，是不大可能的。
    第三，此期由淮系领袖包揽把持海军实权，独兴北洋一军，也相应带来一些弊端。一是进一步增强了晚清海军的派系垄断性和私属性。二是更造成了各海区海军、海防建设的不平衡性。虽然北洋诚为海防重区，但南洋和其他海区也应尽量兼顾，但事实上没有做到。这对于国家海防整体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失误和失当，以致中日甲午战争中，一方面是由于派系分割性影响到其他各洋对北洋的必要而可能的支援，另一方面其他各洋舰队由于发展受限，也确不具备相机远航配合作战的能力。三是由于此期淮系在海军实力上较比他系他洋居绝对优势地位，极大地抗拒了来自他系他洋的监督和制约力，这就给它行为上的随意性更扫除了羁绊，使得淮系和北洋海军内部的弊情更易于滋生发展，从而对海军、海防建设产生严重危害。譬如，李鸿章惯以利禄笼络用人，这使得北洋海军机构的腐败风气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其军简直成为李鸿章“为他的家人和亲信们谋利的奶牛”（39）；李鸿章本人作为后党要员，更不惜以停顿海军建设为代价来迎合、献媚慈禧，以固宠求荣（如用海军经费修园事），致使来之不易的有限海军军费被大量贪污、浪费、挪用。李鸿章自己也常为海军经费的不足不裕而抱莫大苦衷，可他何尝实事求是地检讨过经费的实际效用？其实，正如有的论者研究指出的，清政府在甲午战前30年间对海军总的财力投入明显多于同一时期日本政府对海军的财力投入，而且还拥有其他多方面的优越条件。清政府对海军财务投入多少，并不是决定晚清海军建设的关键性因素（40）。李鸿章在用人方面特别重乡人故旧，结党营私之风颇盛。对一些关键性重要岗位的人选更特别倚重派系亲信，而不问称职与否。他举荐陆将出身、不谙海军海防的皖人丁汝昌为北洋水师提督，致使其人与多属福州船局出来的闽籍舰官不能协合，影响了舰队集体效能的发挥。诸如此类无不包含派系因素的流弊。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战斗力不能充分发挥，以致最终败没，除了作战指导方针失误等原因外，上述种种包含派系因素的弊端，也不无重要影响。
    注释：
    ①参见拙文：《领袖导向与湘淮势力的“异流”》，《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② ③李鸿章：《复陈筱航侍郎》、《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5页34。
    ④ （27） （28） （29）池仲祜：《海军大事记》，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本，页3、页7、页6、页9。
    ⑤ ⑥ ⑨ （22） （26）《沈文肃公政书》，卷4页68、卷4页12、卷6页11、卷7页52、卷7页52。
    ⑦ ⑧《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页1-2、卷46页32。
    ⑩ （11） （36）《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页11-12、卷24页19、卷24页18。
    （12）王文韶语，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页61。
    （13）《合肥李勤恪公政书》卷6《筹议海防江防各事宜折》。
    （14）由李鸿章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复刘仲良中丞》（载《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5页3-5）一函中即可概见其情。
    （15） （19） （20） （23） （24）《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4页32、卷15页29、卷15页6、卷16页4、卷16页5。
    （16）王尔敏：《淮军志》，页355。
    （17）《海防档·福州船厂》，页589-590。
    （18）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页247。
    （21）《合肥文史资料》，第2辑，页98。
    （25）《左文襄公全书·书牍》，卷16页70。
    （30） （31） （32） （33） （38）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册，页42、页43-44、页43、页82、页31。
    （34） （35）《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9页61、卷10页14。
    （37） （40）见皮明勇：《甲午海战与晚清海军管理》，载《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9）濮兰德《李鸿章传》（英文版），页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