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作为靠湘军起家的湘籍人士，属湘系要员自不待言。沈葆祯则是闽人而非湘籍。但他曾在曾国藩麾下管理湘军营务，后由曾国藩推荐出任江西巡抚，跻身疆吏大员之列。后又由左宗棠推荐任福建船政大臣。因此，他当列属湘系群体，但又非湘籍核心层要员。从他与曾、左的关系看，虽然最先是依恃曾国藩起家，但后来两人间多有磨擦，而在主政闽局期间，与左宗棠的关系相对协调。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间刚刚奏准在闽设局造船，便奉调任陕甘总督之命，是他亲自物色、推荐沈葆祯主理局务，而自己到西北后仍遥相过问，向清廷奏报有关重要情事，仍常由他领衔。左、沈二人虽然相隔数千里之遥，但随时声气相通，相互配合得比较默契。沈葆祯凭借闽地本乡人士的优越条件，站在湘系立场上，力抗异己势力的干扰，对维护和发展闽局起了前锋作用。左宗棠调赴陕甘，接任闽浙总督的吴棠极力诋毁闽局，必欲坏之而后快，扬言：“船政未必成，虽成亦何益！”[⑥]以他为后台的一些顽固官绅、文痞也大力散布流言蜚语。吴棠则借端发难，对船政局的一些人员立案问罪，进行迫害。沈葆祯倚实力雄厚的湘系集团为后盾，针锋相对地进行抵制、抗争，争得主动。而吴棠在闽督任上仅年余也就离去。
    湘系大员创立、经营的闽局得以维持和发展，成为晚清第一支海军的摇篮。这又表明晚清海军从一开始就带有它的非常轨性。具体说来，它并不是由国家最高决策集团，根据国防战略全局的需要，来主动决策组建的海防武装力量，而是由新崛起的湘系地方实力派人物，一手搞出的一项水到渠成的“洋务”成果。而这种特殊的成军契机和途径，利弊同具。
    从当时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状况看，除了奕欣等少数洋务派人士思想和见识尚稍能适时趋新之外，大多为昏庸懵懂之辈，他们昧于时势，不知海军为何物，与怀有明确战略意图、自觉主动地建设发展海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政者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要寄希望于他们来主动决策建立和发展海军，无异于缘木求鱼。在这种情况下，由左宗棠辈洋务大员来主动筹议和具体实施船政和海军建设，以不可逆转的力量促使清廷认可并给以必要的政策支持，这似乎是当时中国海军建设起步的必由之路。对于当时条件下的中国来说，此局未尝不是一幸。并且，当时有关大员已具备一定水平的战略识见。譬如左宗棠，在酝酿创建闽局之初，就曾向清廷陈述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从广东到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江河以外，万水朝宗”，“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之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故应大力发展水师，俟福州船政局“机器既备，成一船之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⑦]。这就是说，要以福州船政局为基地，以其生产的船舰来不断扩充海军，拓广防地，并且造成沿海各省区及水域的相互援应配合之势，并且特别强调要保卫京师门户。这在当时已属比较高远之见。
    另一方面，由特殊契机和途径产生的中国近代海军，又从一开始就不免带上一定程度的派系私属性、地域自守性和战略局限性。派系私属性和地域自守性是军阀武装的显著特点。湘、淮系虽然还都不是具有典型形态的近代军阀集团，但它们无疑是近代军阀的胚胎甚至雏型，带着近代军阀的基因，这不免遗传、影响到由其缔造的海军身上。当然，应该注意到，由于湘系要员左宗棠在福建水师成军前已移督中国大西北的陕甘地区，而主持船政的沈葆祯非湘籍要员的身份，决定了他不可能有湘籍要员那样强的专断和控制力，也不能完全包揽督抚的海防职权。由诸多因素制约，使得福建水师与湘系大员们直接统领的湘军营伍又有较大不同，特别是私属性要相对薄弱些。至于战略局限性，是指在海军建设上，缺乏从海防乃至国防全局来认识问题、进行筹谋的主旨。诚然，如上已论及的，像左宗棠就已经表述过含有一定战略识见的设想，但再深究一层，与其说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性设计蓝图，不如说是为诱使清廷批准设局的策略性说词。其理想化成分、鼓动性因素，远超过现实可行性。直到70年代中期国防问题大讨论开始之前，海军、海防问题似还谈不上纳入国防战略全局来认真和富有成效地研究过，这与船政和海军建设从一开始就主要限于派系地方性经营的狭隘局面不无关系。
    二
    在晚清海军、海防建设的第二个阶段，湘淮派系因素呈颇为复杂的状况。一方面，两个派系的实力已经发生明显的相对消长变化。在上述第一个阶段之初，淮系刚刚从湘系分化出来独立山头不久，实力不抵湘系。经过平捻之役，以1870年李鸿章取代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并且又兼任北洋大臣为标志，淮系地位超过湘系。1872年（同治十一年），作为湘系第一领袖的曾国藩故去，本来就呈多头并立状态的湘系此后更形分散。另一方面，不论是湘系还是淮系，因其有关人员职位责权、身分地位、所处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变化，都不断发生或隐或显的分化改组。这些都直接间接地关涉海军、海防事局。
    由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本侵台事件激发海防议兴，进而引起清朝统治集团关于国防问题的大讨论，发生所谓“海防、塞防之争”。这是关涉湘淮派系因素的一大要端。参加这场关于国防问题大讨论的人员虽然比较广泛，但其要角是湘淮系的有关督抚大员。而李鸿章和左宗棠尤为两相争持的代表性人物。把塞防海防之争完全对应归结为湘、淮的派系之争，固然有悖客观事实，但它又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受派系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把派系因素简单化地视为一湘一淮阵线绝对分明的森严对垒，而应作具体分析。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在湘系中成为实力最强的人物。他作为陕甘总督，对新疆地区遭受侵略、国土丧失之局自不能持袖手旁观的态度，主张用兵收复新疆，不论是对于民族利益还是他个人职守来说都是理所应当、义不容辞的事情。并不是这位湘系大员对西北塞防有着特殊的偏重之念，实在是客观情势和自身职责使然。这与他闽浙总督任间甚至到西北后还着意筹办东南海防的事实联系起来，便会看得更加明晰。事实上这时他对加强海防的必要性也并不否认，在这一点上他与个别无视海防只重塞防的人并不一样（尽管若辈是站在支持左氏的立场上）。“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⑧]，这是左宗棠十分明确的基本观点。只不过职守要求他负责塞防一头，因此他的心力也就不能不更多地用于塞防。而在日军侵台时就受命为钦差大臣，以台湾等地防务为专责的沈葆祯，也同样是因为职守原因，则更多地关注海防，成为海防论的积极参议者。左、沈这两位在湘系群体中所居地位不同、昔日联袂合手开中国近代船政与海军先河的人物，此时虽然对国防战略问题的认识，宏旨仍有相通之处，如沈葆祯也不反对兼顾塞防，并且明确表示反对放弃新疆，曾奏称“谓西征可停，则臣又断断以为不可”[⑨]，但各自的关注点、侧重点已不相同，从而影响到两人之间的关系，颇有分道扬镳的势头（具体情况俟下文论及）。属于湘系的其他一些大员，如西江总督李宗羲、浙江巡抚杨昌浚、江西巡抚刘坤一等，也都强调海防为第一要务，主张优先筹办海防，与沈葆祯的意见基本一致。很明显，这也主要是因为他们同处于东南省区。而力持塞防论的湖南巡抚王文韶、山东巡抚丁宝桢等人，则本非湘系人物，而其任职是在内陆省份。可见，并不是湘系人物此时都是塞防论者，反而大多是海防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