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熊希龄一方面暗中与梁启超、杨度等人联络组党、奔走筹款，在立宪派与清朝部分官僚之间穿针引线，充当桥梁；另一方面也参与了清廷的筹备立宪活动。现有资料表明，熊希龄首先参与了清廷关于化除满汉畛域问题的讨论。
    当时讨论的内容与范围涉及有变通满人姓氏和满汉风俗；废除满人专律；实行满汉通婚；官缺无分满汉；裁撤各省驻防；改变京旗待遇等一些方面。熊希龄以四川补用道的身份也上了清廷一个奏折。在他看来，欲化除满汉畛域，别的问题都好办，难办的主要是“撤驻防”与“改京旗”两方面，因此他的奏折主要是从这两方面发表意见。
    所谓“撤驻防”与“改京旗”，就是取消满人的旗档，将其编为民籍，划归州、县管理。当时内外大臣对此所提出的办法和措施综计有三：一是筹拨“恩饷”，即仿清廷以前遣撤防营、绿营各兵勇旧例，按旗丁所得饷额的十倍发给饷金，令其自谋生计；二是发行“债券”，即仿日本旧藩及秩禄处分旧例，一时难集巨资，就干脆将应发给旗丁的饷金改为公债，让其按年认息，分年偿还，以此而展缓兑款之期；三是移民，即仿日本北海道与美国、墨西哥移民旧例，在满、蒙、回、藏各部大规模地丈量官荒，给每位被遣的旗丁授地几十或数百亩，使其各有恒产，从而生计无忧。
    然而在熊希龄看来，上述三项办法和措施都很难行得通。他逐一分析说：以“恩饷”论，当时中国的旗丁数十万，每年需饷约计千万。如果按十倍发给饷金，那就需要一亿两。清朝库藏支绌，何从筹得这笔巨款？又以“债券”论，前此清廷发过昭信股票，政府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失去信用。如今以实饷易空券，对于那些负债累累的旗丁来说，如何肯答应？再以“移民”论，虽然这种设想不无可行性，可是要让那久居故土的旗丁们背井离乡，却也不无困难。除非移民去的地方十分理想，或者像美、墨等国那样，先于新地敷设铁道，开浚水利，建筑市场，振兴商务，更予所移之民以种种便利：轮船铁道，皆减乘资，农械家物，并免关税，使人人都有宾至如归之感。否则是不好办的。
    其实，除了上述各种困难之外，熊希龄认为还有更大的一个困难，即撤驻防、改京旗之后的旗丁们的营生问题。因为200余年来旗丁们世世代代靠国家豢养，有如稚子之于慈母。如今突然断其哺乳，令其自谋衣食，肯定难以适应。例如康熙年间，三藩初定，清廷曾颁发帑金1100余万两，代偿八旗债负；又雍正初年，朝廷亦屡赏兵丁一月银粮，每次都达30余万两，可是兵丁们拿到银钱后，率皆无所事事，坐食荡尽。前车可鉴，要旗丁们脱离依赖而自谋独立，谈何容易！那么应当如何解决问题呢？熊希龄思虑再三，提出了补救措施三项：
    一是广设工场与实业学堂，令旗丁子弟中幼少青壮者前往学习，但使他们学得一技之长，能够各营生计，不致连累父兄。这是治本之计。
    二是变通前述“恩饷”办法，即将所筹恩饷扣除一半存之银行，发给旗丁们股票，让他们按年领息，这样既可励其储蓄，又可赡其日用。
    三是以所筹“恩饷”专造满蒙各部铁路，凡旗丁都各发给一定的铁路股票和息银，一旦铁路修成，移民之事即可同时进行，而对于旗丁们来说，也不致于将发给的恩饷散罄而坐食山空。
    如上三项措施，熊希龄说必须朝廷经理得法以及各部密切配合方可成功。因为“论实业则农工商部有密切之关系，农工商部不振兴则无此能力也；论银行则与度支部有密切之关系，度支部不振兴则无此能力也，论铁路与移民则与邮传部及理藩部有密切之关系，两部不振兴则无此能力也”。因此，“就一方面言之，似此至重且大之问题，一纸诏书即可从而解决；而就数方面言之，则此至重且大之问题，非各种机关完备，有不能措置裕如者埃”[（15）]。
    其实如上各种问题即算都能顺利解决，熊希龄认为那也不过是在形式上化除了满汉畛域，而没有从精神上真正化除。欲从精神上真正化除满汉畛域，他认为还必须从如下三方面做到：
    其一，在用人方面要做到不分满汉，一律“量才器使”。过去那种“不论其人之贤不贤，不审其位之当不当，惟以满汉之故”的格局一定要破除。否则“昧舆论之从违，拂民情之好恶，是欲化满汉而反误举措，国事且因之不治”。
    其二，在立法方面要做到无论满人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夫法也者，所以齐不一而使之一也，必令一国人民，无论何族，均受治于同等法制之下，权利义务悉合其宜，自无内讧之患”。否则，是非曲直，就没有了裁判标准，“虽同为一种族之国民，亦不免于冲突”。
    其三，在抵御外侮方面要做到团结一致。所谓御侮，就字面上来说当然是抵制外强的侵入。但这里的含义则是希望利用对抗外强和御侮救亡来化除内部的隔阂。他说：“德有奥法之逼，而联帮统一；日有中俄之战，而两党息争。凡国民之性质，知识开则责难于政府者愈厚，忧患深则起衅于阋墙者愈少。故欧西各国，其政府每借外交之困难，以坚国民同仇之心，而导其激昂慷慨之气，以从事于疆场。不然，苟国家无进取之志，勤远之略，即无满汉之见，而人类好动之天性，郁而必发，辍耕之叹，将窃发于陇间，倚门之啸，即伏戎于肘下，不必种族之见存也”。
    上述三方面，熊希龄认为是从精神上化除满汉畛域的重要措施。他强调：“必时有忧勤惕励之心，事事有开诚布公之意，乃可以长治久安矣”[（16）]。
    应当说，熊希龄的上述见解是比较中肯与切合实际的。特别是提出要从精神上而不仅仅是形式上去化除满汉畛域，尤为中的之论。当时能够如此提出问题的，也不过他一人而已。当然要看到他抵制革命派排满的态度也十分明显，他希冀清廷利用御侮来消除内部隔阂，实际上是消除国内革命危机的一种策略。他这样做是每一个立宪派官僚应有的立场，不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