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历史研究中采用电子计算机和数学统计方法的最初尝试，开始于概括汇总俄罗斯历史上社会经济，首先是农业经济的统计资料。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Ю·Ю·卡赫克和Х·К·里基合著的《十八世纪爱斯兰省农民经济地位和封建赋役问题》（收入《1962年东欧农业史研究年鉴》一书，明斯克，1964年）；И·Д·卡瓦尔琴柯与В·А·乌斯基诺夫合著的《关于采用电子计算机来处理历史统计资料》（《历史问题》，1961年第1期）。
    在现阶段，苏联特别强调在历史研究中采用数理方法的进一步重点在于提出一些传统的方法难以或者通常不能解决的研究任务。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论文集《历史研究中的数学方法》（莫斯科，1972年）；论文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数学方法》（莫斯科，1975年），论文集《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中的数学方法》（莫斯科，1977年）；论文集《社会经济和考古学研究中的数学方法》（莫斯科，1981年）。
    苏联史学家注意的中心首先在于研究社会经济史。对俄罗斯农业史的研究在这方面占主导地位。它的主要目的在于完整地揭示被研究对象的内在实质和机制。模拟成了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方法。例如，在处理大量的统计资料（土地财产登记薄、地方统查、农业和土地统记表等资料）的基础上研究农民和地主田庄的内部结构时，借助于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方法，苏联史学家制成了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俄罗斯这些田庄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模型，揭示了他们的职能和相互作用的特征。
    苏联史学家还用数理方法研究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俄罗斯统一的民族市场和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欧洲市场的形成问题，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苏联历史学家在研究中世纪时代的社会经济史时也采用了数理方法。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Н·В·赫瓦斯托娃的《对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的数理考察》（莫斯科，1980年）；Ю·Л·别斯敏尔特内依的《数理方法及其在研究中世纪问题时的应用》（见《中世纪》一书，莫斯科，1971年）。
    在研究社会政治史问题时，苏联史学家也作了采用新方法的尝试，他们用新的方法来分析阶级和政治的斗争、农业政策的变迁等复杂的历史现象。主要著作有：Ю·Я·卡赫与Х·М·里基合著《论农民的反封建起义与他们的状况之间的联系》（《苏联历史》，1976年第2期）； Д·В·捷奥比克：《对古代东方编年史〈春秋〉数理分析的经验》。
    数理方法的采用提高了对具体的历史文献准确性和典型性的要求。这导致在史料学中采用数学方法，以便对数量巨大的文献和描述性的原始史料进行数理分析。
    同时，数理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的采用也在各国史学家中引起了一系列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历史科学是不是真正需要这些方法？这些方法的采用会带来什么后果？有一派观点认为，新方法的采用不仅不会推动历史科学前进，反而会给它带来损害，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的很多领域“都不具备那种允许进行数学分析的数理或者理论指标”（Ё·Н·图马：《经济学和社会科学》，见《方法论问题》，洛杉矶，1971年英文版、第71页）。苏联史学家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这样的事实：传统的记述方法不仅没有摆脱这种困难、反而比数理方法有更大的局限性。统计细节可能孕育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危险，但缺乏数理指标则会导致结论或观点的不确切性。
    另一派观点则把数理方法理想化。他们认为，采用数理方法不仅会把历史科学推向前进，而且还会建立某种与传统有别的数学史。
    苏联史学家认为这两派观点都走了极端。历史研究中的数理方法只是历史研究的方法之一，它具有自己的应用范围，并且应该与其它传统的方法结合起来。另外，应用这种方法能否取得成果取决于作为研究基础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则。苏联历史学家特别强调，在采用数理方法的各个阶段，这种方法都不是绝对的。用这种方法获得的某些现象和过程的数量指标，只有在将数量形式和内容实质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时，才会有助于我们对以往历史的了解。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在美国的历史研究中，是否必须采用数理方法的问题被看做分歧的焦点。尽管在当时，美国很多史学家已经认识到采用数理方法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采用这个方法的过程中已经排除了一切麻烦和障碍。目前，由于过去二十年所积累起来的经验，主要的问题显然已经不是历史科学是否一定需要数理方法，甚至不是在哪些方面运用它们（经验表明，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研究任何历史现象和过程），而是应该怎样运用它来促进对人类社会以往历史的了解。
    苏联学者认为，在历史研究中采用数理方法，首先应该搞清楚的问题是数量分析与质的分析之间的关系。从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这两者是独立的对立的两种分析形式。这导致两种结果，其一是把质的内容的分析当做历史研究的主要目标，反对数理方法，把它看做流于形式，对于揭示现象的本质是不适宜的。其二是把质的分析与叙事性的方法混为一谈，认为它是不完善的，把质的分析与数量分析对立起来，并把后者理想化和绝对化。这两种观点都有所编颇。分析质（即内容）的目的在于揭示被研究现象和过程的基本特征和实质，在采用任何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包括历史研究）时，它都占有主导地位。但在一定的理论思想和前提基础上进行的质和内容的分析，只有在占有关于被研究现象和过程的某种资料和情报的情况下才能完成。这些资料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叙事性的和数字性的。因此，任何历史分析或者是叙事性内容的，或者是数字性内容的。因而把质的分析与量的分析对立起来是没有道理的。这两种方法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哪一个成为主要手段，取决于研究任务和具体的历史资料的特点。它们各有各的利弊，各有各的适用范围。
    在历史研究中采用数理方法的第二个问题是，正确地和有效地采用这种方法的条件是什么。苏联学者认为，采用任何一种具体方法，其中包括数理方法的效果，取决于研究中采用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性质。这种理论和方法论应符合下列要求：1）对认识客体进行多方面的广泛的考察；2）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揭示、收集、加工和分析具体的历史文献；3）对具体的历史分析成果给予多方面的说明和概括。 苏联学者指出，他们和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采用数理方法时的立脚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当然，这还不是成功地运用数理方法的唯一要素。其他主要因素还有：正确地提出研究任务；占有翔实的，在质和数字方面有代表性的具体的历史文献；恰当地、并正确地采用数学方法。
    苏联学者自己承认，在采用数理方法进行研究的历史学著作的数量，在这种研究中投入的人员和资金，用计算机储存的历史资料库的规模，都明显地落后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