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夸大欧洲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欧洲自古以来一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贬低或抹煞世界其余地区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贡献，这是历史学中欧洲中心主义的主要特点。这一产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荒诞无稽的观念，曾经是西方殖民主义对外扩张的重要思想武器。随着时代向前推移，它理所当然地受到有识之士的抨击。但是，残留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至今继续禁锢着一些人的头脑，妨碍人们正确地认识和阐明客观历史过程，束缚历史学的发展。因此，它虽然不是一个新问题，今天却仍有进一步加以探讨的必要。
    十九世纪时，欧洲中心主义在西方学术界风靡一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思想。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书就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他称希腊、意大利为“世界历史的舞台”，“世界精神”的“故乡”①。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②。在夸大欧洲历史地位的同时，他认为世界其它地区各民族始终是静止的，处于世界历史的局外。属于“非历史民族”。在世界史领域内，当时西方的学者们心安理得地把欧洲史与世界史等同起来，将欧洲以外的广大地区排除在世界史研究的范围之外。法国哲学家孔德直言不讳地主张：“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而为了研究得更精确，特别是近代部分，甚至只应该以西欧各国人民为限。”③德国著名史学家朗克在《论近代史的诸时期》一书中认为：实质上一切都基于欧洲史。他断言：“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人类的思想仅仅历史地体现于伟大的民族中”④。他撰写的八卷本《世界史》就是这种欧洲中心主义指导思想的产物⑤，实际上是一部欧洲史。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从此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新的形势下，某些西方学者开始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观念提出质疑。早在十九世纪末，英国汉学家庄延龄在《鞑靼千年史》一书中，就曾经根据欧洲古代史的事实指出，欧洲人声称他们自古是“世界的主人”，“把地球上一切国家置于欧洲的统治之下”等等，并不符合实际。他还认为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各有所长，各有其值得自豪的地方⑥。晚些时候，韦尔斯曾经明确表示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错误倾向。他在《世界史纲》导言中指出：“没有任何真正在罗马或者在犹太从头开始的事物，也不可能只限于叙述西方世界。这些都不过是一出巨大得多的戏剧里较后一幕而已。”他还写道，欧洲历史学者“严重地贬低了亚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国等文化在人类这出戏剧里所分担的部分”⑦。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也曾对欧洲中心主义提出怀疑。他认为西方史学家把西欧当作世界历史的天然中心，是西欧人自欺欺人的“世界历史”幻景⑧。
    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头几十年，在西方出版的许多世界史著作，如著名的《剑桥古代史》（1924-1939年出版）、《剑桥中世纪史》（1924-1936年出版）、《剑桥近代史》（1907-1918年出版）、海斯等编著的《世界史》、《近代史》等，仍然坚持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观念。从结构上看，剑桥三史用绝大部分篇幅重点叙述欧洲地区的历史，对其他各洲的历史则大刀阔斧地删削，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以《剑桥近代史》为例，作者宣称该书是一部“世界近代史”，内容是叙述“十五世纪以来欧洲及其诸殖民地的通史”⑨。这清楚地说明，在他们心目中，欧洲近代史就是世界近代史，其他地区的历史只是作为欧洲史的附庸，作为欧洲殖民扩张的历史而存在。在海斯等编写的《世界史》和《近代史》中，更充斥着不加掩饰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作者公然宣称：“从伯利克里和恺撒的时代直到现在，历史伟大戏剧中的主角，都是由欧洲的白种人担任的。”⑩他们还污蔑黄种人“不求进步”，黑种人“愚昧无知”，把西方资产阶级对亚非拉美广大地区赤裸裸的侵略行径说成是“引导千百万非欧洲人走上欧洲文明和进步的道路”，是“白种人的包袱”（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欧洲中心主义的阵地日渐削弱。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欧洲中心主义产生怀疑，主张立足于世界的全局，重新编写世界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曾经对西方史学家把西方文明当作世界唯一的“统一文明”的观点提出批评。他认为这是近代西方文明在物质方面取得世界性胜利产生的假象，是“自我中心的错觉”（12）。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是明显的主观主义；在我看来，这会误解现实，由于它歪曲了现实，因而也就使现实变得不可理解。”（13）法国历史学家克鲁塞认为，欧洲人“把自己的文明当作唯一的文明”的日子“现在已经是日薄西山了”（14）。美国学者马歇尔·霍奇逊对“西方就是全世界”的偏见表示强烈不满，他指出：“最近几十年，我们（至少在美国是这样）越来越意识到了具有世界规模的历史的必要性。但是，在‘世界史’的名义下所提出的问题和企图满足的需要基本上只是西方的历史，再加上几个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零星章节，主要是关于印度、中国和日本的章节而已。”（15）苏联的一些历史学家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例如康恩指出：欧洲中心主义不顾历史事实，硬说只有希腊、罗马的传统才是“真正的”文化传统，而殖民主义者的强盗活动却以“传播文明”的漂亮字眼来遮掩（16）。从四十年代末起，中国历史学家周谷城在所著《世界通史》及一系列文章中，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抨击（17），引起了中国史学界的热烈讨论。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中心主义已成为众矢之的，但是，这种反科学的历史思想并未自行消亡。在某些史学论著中，改头换面、曲折隐晦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仍时有反映，有些书中甚至表现相当突出。例如波特尔主编的《新编剑桥近代史》（1957--1979年出版）就承袭了旧版《剑桥近代史》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欧洲中心主义对旧中国的史学界也有过较深影响。直到解放前夕，中国高等学校中一直把“西洋史”当作世界史课程讲授。
    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涉及的方面很广，本文不拟全面地探讨这个问题。这里仅就世界史分期上的欧洲中心主义表现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世界史分期问题，提出我们的初步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