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纵观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具有以下两个显著思维特点：其一是整体性思维。所谓整体思维，也称作系统思维，它强调要在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性质、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因此，整体的观点，就是综合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整体思维是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它与西方重视分析的思维方式明显不同。季羡林先生从思维角度对东西方两种文化体系的不同作了对比分析，认为“东方综合，西方分析”。并进一步评论说：“所谓‘分析’，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越分越细。这有其优点：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事物的本质。但也有其缺点：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综合’就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树林。普遍联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55)季先生所谓“综合”，其实也就是“整体”，强调的是整体与联系。中国传统史学的天人合一思维，即是一种整体思维方式，它要求史家在关注历史时，不但要关注人的历史，而且要将天与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关注，探究天与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作用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自司马迁明确提出“究天人之际”以后，这种天人整体思维已经成为传统史学的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对于全面认识与系统把握客观历史有着重要的思维价值。
    其二是二重性思维。所谓二重性思维，是指历史认识与记述既要讲究道义，又要追求真实，兼顾“求道”与“求真”二重性。这种二重性思维，要求传统史学通过追求史实之真，从历史的真实中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探求历史治乱兴衰的道理；同时又要追求道义之真，从神意角度论证王权的合理合法性，发挥历史学的道德教化功能。传统史学的天人合一思维，要求史家既重人事，也讲天命，即是一种典型的二重性思维。这里所谓重人事，体现的就是一种史学求真意识。史家只有通过对具体历史人事的探究，才能找寻出历史的成败兴衰之理，从而作出有益的历史借鉴。而传统史学的天论，明显具有主宰性、神秘性和伦理性特点，前二者需要史家从神意的角度去论证王权的合法性，后者要求史家自觉地维护纲常伦理道德，这两方面都是中国古代史学对于史家的一种要求。在古代社会，王权是政治统治的基础和根本，只有合乎法理的王权，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统治。传统史学论证王权的合法性，普遍都是从神意的角度来作出说明的。同时，古代社会需要通过纲常伦理道德去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尽管各时期的纲常名目不尽相同，如先秦的礼法、秦汉的道义、晋唐的名教、宋明的天理等等，却都是以儒家三纲五常思想为核心，来作为各时代社会等级秩序的规范的。在古代社会，宣扬天命王权、维护纲常伦理是历史撰述的最高标准，是史家必须加以自觉维护的。
    注释：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5页。
    ②庞朴：《天人之学述论》，载陈明主编《原道》第2辑，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③张岱年：《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④张载：《正蒙·大易》，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
    ⑤杨庆中：《周易经传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73页。
    ⑥庞朴：《中国文化十一讲》，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0页。
    ⑦参见《吕氏春秋·应同》，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
    ⑧《汉书》卷56，《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⑨《汉书》卷58，《公孙弘传》。
    ⑩董仲舒：《春秋繁露》卷13，《人副天数》，苏舆义证本，中华书局1992年版。
    (11)董仲舒：《春秋繁露》卷11，《天辨在人》。
    (12)董仲舒：《春秋繁露》卷12，《基义》。
    (13)董仲舒：《春秋繁露》卷13，《四时之副》。
    (14)《汉书》卷56，《董仲舒传》。
    (15)董仲舒：《春秋繁露》卷8，《必仁且智》。
    (16)董仲舒：《春秋繁露》卷1，《玉杯》，。
    (1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7，《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18)《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版。
    (19)参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0)《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22)司马贞：《补史记序》，黄嘉惠刻本《史记》附录。
    (23)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史例》，载《史记》附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
    (24)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31，《著述辨惑》，四部丛刊本。
    (25)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卷，3，《史记篇例》，中华书局1965年版。
    (26)《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27)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各史例目异同》，王树民校正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
    (28)《史记》卷16，《秦楚之际月表》。
    (29)《史记》卷2，《夏本纪》。
    (30)《史记》卷3，《殷本纪》。
    (31)《史记》卷4，《周本纪》。
    (32)《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33)《史记》卷13，《三代世表》。
    (34)《后汉书》卷40上，《班彪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35)《汉书》卷27上，《五行志上》。
    (36)荀悦：《申鉴》卷4，《杂言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7)荀悦：《汉纪》卷6，《高后纪一》，载《两汉纪》上，中华书局2002年版。
    (38)《后汉书》卷40上，《班彪列传》。
    (39)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21、628页。
    (40)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41)袁宏：《后汉纪》卷26，《献帝纪》，载《两汉纪》下，中华书局2002年版。
    (42)袁宏：《后汉纪》卷12，《章帝纪》。
    (43)朱熹：《朱子语类》卷1，岳麓书社1997年版。
    (44)朱熹：《大学或问》卷1，载《四书或问》，黄昆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45)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2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6)朱熹：《朱子语类》卷13。
    (4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1，《唐纪七》，中华书局1956年版。
    (48)范祖禹：《唐鉴》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49)范祖禹：《唐鉴》卷7。
    (5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汉纪十九》。
    (51)均见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24，《上谨习疏》，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52)朱熹：《论孟精义·论语精义》卷1下，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53)朱熹：《朱熹集》卷36，《答陈同甫》，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54)朱熹：《朱熹集》卷36，《答陈同甫》。
    (55)季羡林：《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序》，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
    （本文原载于《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4期）